《紅高粱家族》中英雄形象的變奏
中國文學進入新時期以來，由于作家們開始接受西方的新歷史主義觀念，選材上往往更傾向于選取那些時代大背景中的“歷史側面”，和那些性格多元的“小人物”，這些小人物在特定環(huán)境下頂住了壓力，擔負起了歷史重任，成為民間的“英雄”，這些人物塑造更大的突破在于人物性格由單一走向了多元，有些方面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比如《紅高粱家族》中的“我爺爺”余占鰲、“我奶奶”戴鳳蓮，這是兩個既具有漢民族精神特征、又與現(xiàn)實社會理性相悖的嶄新的藝術形象。
“我爺爺”本是個轎夫，以野蠻但又符合生命本能的方式殺死了奶奶的未來丈夫，取而代之成為了“我奶奶”這個絕美多情女子的“丈夫”。后來“我爺爺”當了東北鄉(xiāng)一帶的土匪司令，他不僅在土匪部隊之間相互火拼，而且與日寇展開搏斗；他既有滿身的匪氣，又有崇高的民族氣節(jié)；他雖然只是一個粗人莽漢，卻又處處體現(xiàn)出一種農民式的“狡猾”；他既有傳統(tǒng)農民英雄的“好漢”精神，又有某種非傳統(tǒng)的人格品質……“我爺爺”完全是一個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于一身的審美理想，體現(xiàn)著作者的現(xiàn)代哲學思想和審美意識，是作者寄予的“紅高粱精神”的集中體現(xiàn)。他桀驁不馴、冥頑不化，他追求的既非出人頭地，也非光宗耀祖，而是一種生命的自由和無牽掛，他做事無所顧忌，雖然組織抗戰(zhàn)，被稱為“余司令”，但實際上他并不懂戰(zhàn)爭的意義，他抗戰(zhàn)完全是出于一種本能的民族意識的反抗——為鄉(xiāng)親、為親人報仇；他只是一個草莽英雄，對政治更是一無所知。
可以說，“我爺爺”的所作所為完全是被感性支配的，戰(zhàn)爭的意義和“我爺爺”的貢獻都不是作者著力表現(xiàn)的，作者要表現(xiàn)的其實是在這樣的戰(zhàn)爭背景下他是怎么為生存而斗爭的，又是如何在斗爭中煥發(fā)出勃勃的生命力。這種生生不息、堅忍不拔的生命力才是中華民族的內在精神，是抗日戰(zhàn)爭取得勝利的重要內在根源，也是作者大力弘揚的。
“我奶奶”則不但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于一身，簡直就是一個東方與西方審美理想的合璧式人物。“奶奶腳小臉俊，是當時的美女典范。”她不僅聰明美麗，而且樂觀堅強。麻風病丈夫死后她毅然地操持起家業(yè)，不僅勤勞能干，而且深得人心。“我爺爺”雖不是他的合法丈夫，但她對“我爺爺”和“我父親”“這個土匪種”的感情，卻完全是一種賢妻良母式的。所有這一切都使“我奶奶”這一形象具有了一種東方女性傳統(tǒng)化的審美特征。不僅如此，她的骨子里還有一種隱藏的、叛逆的、敢做敢當?shù)男愿瘛Ｋ矣跓o視世俗陳規(guī)，擺脫了無情的父母的貪婪野心；她敢于挑戰(zhàn)不公平的命運，與“我爺爺”在高粱地里忘情野合；她敢于大膽為自己尋找庇護，貿然認縣長曹夢九為干爹……這些都體現(xiàn)出奶奶精神品質的另一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她身上有一種西方女性的自由野性，一種現(xiàn)代女性的自我追求。她遵循傳統(tǒng)卻決不聽天由命，追求生命本身的歡樂是她的理想。她雖為自己的小腳自豪，卻堅決不為麻風病丈夫守寡；她雖渴望“上馬金下馬銀”的好日子，但更渴望嫁給一個知書達理的好男人；她懂得為自己尋找庇護，卻不會為權力而放棄自由；她繼承夫家產業(yè)，深知金錢的重要，卻又慷慨大度，得到鄉(xiāng)親們的認可……
性格上，奶奶是一個無比風流的美麗女子，這種美不僅是中國女子的含蓄美、內在美，而更融合了西方女子敢于拋棄世俗、追求自由的狂放之美，這是來自女性生命本身的美，更多地散發(fā)著生命的自然韻味。由此看來，說她是一個集東西方女性之精華于一身的光輝形象并不過分。在她身上體現(xiàn)了一種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英雄性與世俗性的統(tǒng)一。作家通過這兩個藝術形象的塑造最直接地表達了他對人的生命意識和生命力的肯定和頌揚。
《紅高粱家族》中對“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愛情描寫則截然不同，他們的愛情大膽、火熱，戰(zhàn)爭也絲毫不能將其阻隔。也正因為他們的愛情生活充滿著激情，可觸可感，才更能牽動讀者的心。所以莫言的筆下，永遠是把生命放在首要位置上的，自然人是他表現(xiàn)的重點，而愛情甚至欲望是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作者著力表現(xiàn)的方面。
《紅高粱家族》中“我奶奶”戴鳳蓮作為民間公認的抗日英雄，她的死則是完全不同的。臨終時她的心里想到的不是戰(zhàn)爭的勝負，而是自己一生的得失，她的臨終獨白激昂澎湃、蕩氣回腸，極具叛逆色彩，簡直就是一篇中國式的婦女解放宣言：“天哪！天……天賜我情人，天賜我兒子，天賜我財富，天賜我三十年紅高粱般充實的生活。天，你既然給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寬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認為我有罪嗎？……”
當余占鰲面對自己僅存的部下——被打出了腸子的方七和垂死的“癆癆四”，悲痛萬分，在深知他們痛苦無奈，無力回天的情況下，余占鰲最終的舉措是親手用槍打死了他們倆，幫他們擺脫了痛苦。他對方七說：“七弟，您放心走吧，有我余占鰲吃的，就餓不著弟媳和大侄子。”對“癆癆四”說：“你也一路去吧，早死早投生，回來再跟這幫東洋雜種們干！”這種槍殺自己同胞的做法在以往的作家心中是無論如何不能原諒的殘忍，是被否定的，絕不是我軍的所為；而在新時期作家眼中，這是人道，是一種對人意愿和切實體驗的深層尊重。
這既是一篇高昂生命強力的戰(zhàn)爭小說，又是一篇祭文，我們還可以視之為宣言：生命不能失去原始的強力，祖輩們在困境中表現(xiàn)出的頑強不屈的生命強力是我們民族精神的寶貴財富。
《紅高粱家族》由于歷史觀的轉變帶來了英雄人物塑造上的全新嘗試，使舊的題材煥發(fā)出新的生命光彩，使厭倦了以往大團結題材的讀者們眼前一亮，顛覆了以往單一的階級化的簡單模式，實現(xiàn)了超越，使英雄形象的變奏贏得了掌聲。
（編輯：單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