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閩都文化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其文化外延可概括為以福州為中心的閩江中下游和閩東地區使用福州方言的族群所創造的兼具大陸性和海洋性的區域文化。其文化內涵可以概括為以閩越文化為基礎，以儒學為主體，由理學、閩學、侯官新學一脈相承的區域文化。其文化特質可以概括為儒雅、重文、開放、求變。閩都文化的產生、形成、發展上自秦漢下至近代，在不斷豐富發展自身的同時，也為激發傳統文化的不斷更新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作為漢唐清三代的重要港口，推動中國海上絲路文化繁榮發達
漢高祖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都東冶（福州），始設東冶港。“建初八年……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至今遂為常路”（范曄：《后漢書·鄭弘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這七郡即：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位于今天兩廣與越南北部和中部，說明在東漢前期，東冶與中南半島已經開辟了定期航線，成為當時東南海運的樞紐和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來自中南半島的海外商品皆在此集散轉運。
中唐時期，北方戰亂頻仍，通往西域的陸上絲綢之路中斷，中國的對外經貿文化交流重心逐漸向東南沿海轉移，使福州在唐代中期至五代期間，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和經濟、文化中心，并與廣州、揚州并列為唐代三大貿易港口。當時和福州港有交通往來的海外國家和地區有：琉球、倭國、林邑、赤土、真臘、婆利、新羅、三佛齊、天竺等。唐末五代商船由福洲港出發，北上東海，縱跨南海、橫越印度洋，至東南亞，遠達非洲，將中國絲綢、瓷器、茶葉、漆器等物產運往海外，帶回西方香水、毛織品、玻璃器皿、象牙等異域珍品。福州港從漢晉肇始到唐五代的鼎盛，奠定了對外商貿和文化交流的格局，進而推動和發展了中國海上絲綢之路。
19世紀60—90年代，由于歐美茶葉市場對頭春新茶的大量需求，高額利潤使得各國茶商間展開運茶的競賽，“世界上最好的造船師正在從事建造船只使新茶能夠提前若干天運到。”（威廉·烏克斯：《茶葉全書》上冊第58頁，茶葉研究社2008年版）福州繁華的茶葉貿易，成了福建省重要的稅收來源。在經濟基礎的支持下，洋務派在福州開始了近代化轉型的嘗試，朝廷批準閩浙總督左宗棠在閩江口岸創立了福州船政。“福州是中國的主要茶葉市場之一，距兵工廠所在地和裝運茶葉的港口約七英里。在所謂開放港口之中，這里也許是最具特色的。”（約翰·湯姆森：《鏡頭前的舊中國——約翰·湯姆森游記》第125頁，中國攝影出版社2001年版）1883年后，福州一躍成為中國最重要的茶葉出口港，成為牽動歐美經濟中樞的世界茶都。茶葉貿易和近代化海防建設同步進行，這正是福州港有別于中國其他港口的重要特點。
二、開閩學先河，為理學成為中國主流文化奠定基礎
北宋建立之初，急需重建社會倫理秩序。宋初為復興儒學，在“宋初三先生”孫復、石介、胡瑗并起之時，“閩中四先生亦講學于海上”。1126年，金朝大軍南下，虜走徽、欽二帝北去，北宋王朝結束。南宋遷都臨安，偏安于長江以南的區域，處于風雨飄搖之中。金朝雖擁有長江以北的廣闊領域，但文化落后承擔不了發展儒學的歷史重任。儒家道統再次面臨覆亡的險境。中華傳統主流文化存續復興的地理坐標南移成為必然，正如張載所說的“為往圣繼絕學”，歷史選擇了福建。“海濱四先生”陳襄、鄭穆、陳烈、周希孟在閩中首倡理學，名聞天下。
福州“海濱四先生”在閩中倡導理學的貢獻，在二程和張載之前，亦早于朱熹半個多世紀。在他們孜孜傳授儒學大道，開閩學先河的基礎上，朱熹傳承洛、濂、關理學三學派學說，克服了儒家經典學究化、泥古不化、脫離實際的自身問題，集其大成而為閩學，建立起新儒學體系。閩學作為朱熹的學說思想，后來發展成為中國主流文化，其思想影響持續到宋之后的各個朝代。
三、宋代福州科舉成就，引領中國科舉教育文化
隨著宋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宋興，閩八郡之士取名第如拾芥，相挽引居臺省，歷卿相不絕于世，舉天下言得第之多者必以閩為首稱。”（《八閩通志·選舉》，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福州作為八閩首府，書院達37所，朱熹稱“福州之學，在東南最盛”。宋代科舉狀況尤盛。據梁克家《三山志》記載：“由太平興國五年，至今淳熙八年，凡二百有二年，以科目進者一千三百三十有九人。……何其日盛一日也。”（梁克家：《三山志·人物類·科名》卷26，海風出版社2000年版）據美國學者賈志揚統計，宋代全國共取進士28933名，福建進士有7144名，占全國進士總數的24.7%，近乎1/4，居全國之首。而福州進士達2799名，居全省第一。再據明代朱希召編的《宋代科狀元錄》記載，宋代有文獻可考的113位狀元中，閩籍有19位，其中8位為福州籍，幾占全省狀元總數的一半。（朱希召：《宋代科狀元錄》，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
閩都科舉文化之所以能名列全國前茅，一是得益于先后在福州主持政務官員的推動，如蔡襄、張伯玉、程師孟、曾鞏等碩學大儒，推動了福州教育文化事業的發展；二是得益于“海濱四先生”開創閩學先河，陳襄、鄭穆、陳烈、周希孟在閩中傳揚儒家大道之說，使地方士人深受影響；三是得益于天地正氣，南宋時李綱、文天祥、楊時、朱熹、黃勉齋、張元幹、陸游、辛棄疾、趙汝愚等文臣武將、儒學大師，極大提升閩都文化的思想內涵，使得閩都文化實現從地域文化向全國主流文化的飛躍，宋代科舉文化的發達是閩都文化優勢的重要標志。
四、晚清以來涌現一批民族精英，引領中國現代社會轉型
閩都文化為近代中國社會孕育出了林則徐、徐繼畬、嚴復為代表的一批民族精英，他們為中國現代社會的轉型注入了生機和活力，成為引領中國現代社會轉型的文化先驅。
在閉關鎖國的時代，林則徐即已輯有《四洲志》、《華事夷言》、《滑達爾各國律例》等介紹外國的文獻。在現代中國轉型的過程中，林則徐最先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被稱為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則徐領導的禁煙運動揭開了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推動中國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他開創了中國近代研究西方文明的風氣，為中國近代維新思想的產生和向現代社會轉型打下基礎。
道光二十八年，福建巡撫徐繼畬編成出版《瀛環志略》，對“不僭位號”、“不傳子孫”、“推舉之法”、“天下為公”、“公器付之公論”的共和體制給予高度評價，所表現出來的思想開放、海權意識和對西方世界的認識，其程度都大大超越了同時代的官員和思想家，對喚醒國人的世界意識，推動中國現代社會轉型起到積極作用。
嚴復作為近代中國卓越的啟蒙思想家，他的《天演論》對“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規律的揭示，喚醒了民族救亡圖存的激情。嚴復提出，面對進步發達的西方列強，貧窮落后的中國遭遇到亡國滅種的危機，只有變法圖強才能使中華民族得以生存。嚴復對維新變法、民主政治、中西文化關系、傳統與現代關系、國家權力與人民地位、漸進式改革與國家振興等問題都有深刻的闡述。作為一位深邃的思想家，嚴復宣稱“有王者興必來取法，雖圣人起不易吾言”。無論是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無不深受嚴復思想的影響。（作者系福州市閩都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閩都文化》雜志副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