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篆書的文化精神
漢鄭固碑（碑額）
漢印“鄭翁孺”
漢代鳥蟲篆印章
漢代鳥蟲篆印章
漢繆篆“永受嘉福”瓦當
漢代的篆書，多見于碑版、碑額題字，其風格豐富多變，一碑有一碑之面目，大致可以分為四類：一是跌宕不拘，爛漫多姿者，如《西狹頌》碑額篆書，方折處挺出而輕靈，圓轉處勁健而飄動，結體嚴謹活潑，呈現出恣肆雄偉的氣象。二是優美從容，圓轉流麗者，如《華山廟碑》、《鄭固碑》、《韓仁銘》、《孔宙碑》等碑額及《袁安碑》、《少室石闕銘》等篆書，這是漢代篆書的大宗。其字勢取縱勢長方，筆畫縱向者中段提細，纖勁剛韌；橫向者縱斂合度，俯仰有法；轉折處或圓或方，或提或按，難窺端倪。三是方整斬截，恣肆樸拙者，如《張遷碑》篆額，其用筆方圓兼備，藏露互現，俯仰得體，筆勢起伏屈伸，結字亦茂密。四是雄渾厚重，寓巧于拙者，如《白石神君》、《上尊號奏》篆額，筆畫粗重，雄渾圓厚，裝飾性和古意兼具。
漢代瓦當篆書和鏡鑒銘刻篆書，內容、形式多樣，出土數量極多。這種類型的篆書能夠隨形布勢，增刪就形，新奇可愛，獨具匠心，是漢代特有的篆書類型。
漢代印章篆書出土數量極多，是印化了的小篆文字，其特點陶宗儀在《輟耕錄·印章制度》中描述的最為貼切：“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在平整嚴正中表現出雍容靜美，是后代學習篆刻者取法的無盡寶藏。
漢代磚銘和畫像石題銘篆書，與碑版、碑額篆書相比，少了書寫的意味，卻多了幾分匠心，將數量不多的文字安排在一起，互相咬合、互相牽制，顯得渾然一體、雄厚蒼茫。
漢代簡牘帛書中的篆書，書寫爛漫多姿、活潑可愛，是一種原生態的手寫體。
篆書的應用遍及漢代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其書法藝術也在繼承了秦代小篆寫法的基礎上有了更高的審美追求和技術表現。
秦王朝統一六國之后，秦始皇采用了丞相李斯的建議，在文字政策上“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以秦系文字為基礎統一全國文字。秦代篆書最具代表性的書法作品就是李斯所寫的泰山、嶧山、瑯琊臺、會稽、之罘等刻石。李斯是法家人物的代表，法家之于審美采取的是“好質而惡飾”的主張，反對各種形式的裝飾。這也正是李斯小篆“省大篆之繁縟以趨簡易”、筆畫粗細均等、結體平正勻齊的原因。
秦亡漢興，漢初采用了道家的“無為而治”的思想治國，漢武帝時又采用了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法家的審美思想相比，道家審美觀超越了功利性的羈絆，而儒家審美觀則強調了文（飾）與質的辯證統一關系。講實用性也講審美性，這是漢代美學思想對于秦代美學思想的突破，也是漢代藝術繁榮發展的一個原因。
如果說以道、儒思想取代法家思想促使漢代審美趨于開放，那么，地域文化對于漢代藝術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一書中說到：“其實，漢文化就是楚文化……漢起于楚地，劉邦、項羽的基本隊伍和核心成員大都來自楚國地區。楚漢浪漫主義是繼先秦理性精神之后，并與它相輔相成的中國古代又一偉大藝術傳統。它是主宰兩漢藝術的美學思潮。”
與北國文化不同的是這種彌漫著浪漫主義色彩的南國楚文化，充滿了想象、神人交織、赤兔金鳥、羽人戲龍……就像屈原《離騷》中所說的那樣，“佩繽紛其繁飾兮，芳霏霏其彌章”。注重雕飾、充滿想象，是其顯著的審美特征。漢賦、漢帛畫、漢雕塑、漢畫像石等無不彰顯著這種繽紛浪漫的情懷。
書法也是如此，漢代篆書線條一改秦篆的“玉箸”式樣，提按波變，跌宕流動，充滿了節奏變化。起筆時或藏或露，少有雷同；收筆處或作懸針，或為垂露，姿態萬千；轉折處或提或按，方圓兼備，虛實相生。瓦當銘文更能隨形布勢，隨意生態，活潑多變。繆篆屈曲回環，鳥蟲篆，筆畫作鳥、蟲、魚狀，更是將篆書的裝飾意味、浪漫色彩發揮到了極致。
“圣人立象以盡意”，漢代流動瑰麗的篆書，所表達的正是漢代追求浪漫、重視裝飾的審美追求。森嚴的秦文化之“法”與浪漫的楚文化之“意”在漢代篆書里交融，開創了中國書法史上輝煌的一頁。
（編輯：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