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學術研究總有一個漫長的論證過程，考古學當然也不例外，從它的勘探、發掘到最終得出結論，無不需要經歷一番詳細、周密的考量。然而，在這個信息爆炸的年代，當考古遭遇了傳媒，本該慢工出細活的考古也變得有些心急火燎，往往是八字還沒一撇，就已經在各大傳媒、網站上炒得火熱，而如此急慌慌的結果，常常是事與愿違，最終淪為考古學界的笑話。

　　河南孟津“李煜墓”的“流產”便是這樣一個匆忙撩開面紗的學術笑話。話說前些日子，河南省孟津縣文物局爆出猛料：當地發現了南唐后主李煜的墓葬。一時間，“河南孟津李煜墓”幾個字幾乎聚焦了全國考古人士的目光。然而，這樣的消息傳來才沒幾天，澄清的話便接踵而至：該消息發布屬于工作人員疏忽所致，“李煜墓”目前并無考古學上的依據。這可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來去匆匆間人們不難發現，所謂李煜墓不過是當地的一廂情愿，并無多少科學依據，而真正的李煜墓在哪兒其實誰也說不清楚。

　　是考古者的倉促爆料，還是傳媒人急于吸引眼球的刻意炒作？細細想來，一個縝密的考古結論理應建立在一套擁有多個步驟的考古流程以及一條非常完整的證據鏈的基礎之上，僅憑當地文物局的一次走訪調查如何能夠拿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證據？然而，處在信息飛速傳遞的當下，人們似乎已經容不得靜下心來進行科學的論證與商榷，而更傾向于把猜測當事實來吸引眼球了。

　　誠然，我們身處在一個崇尚“快餐文化”的時代，但考古學畢竟是一門嚴肅的科學，考古發掘需要靜下心來，長年累月地田野作業，容不得半點心浮氣躁；考古結論也只能而且必須建立在已有的證據之上，不可有絲毫的憑空猜想。猶記前些年，河北磁縣灣漳村曾發掘出一個高等級壁畫墓，盡管考古學界普遍認為，該壁畫墓極有可能是一位北齊皇帝的墓葬，相關出土材料也很豐富，但終因各方面證據不足，考古界目前也僅能以“灣漳大墓”稱之。——這才是科學，一份材料說一份話。

　　如果說考古研究講究的是縝密思考、科學論證，信息傳遞追求的則是抓人眼球、先聲奪人，兩相碰撞，一旦考古者敵不過聚焦在鎂光燈下的誘惑，難免就會造成考古結論被催生、早產甚至流產、夭折的命運。

　　這不，這邊“李煜墓”才剛剛淡出人們的視野，那邊“發現比甲骨文還早1000年的中國最早文字”的消息就已經勁爆而出。事件緣起于近日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的一次考古，考古人員發現出土的器物上有大量的刻畫符號。相關結論還在論證之中，媒體就已經搶先報道，并稱其為“中國最早的原始文字”。眾所周知，甲骨文距今才3300多年，相比蘇美爾和古埃及的文字晚了約2000年。

　　作為文明古國的后代，聽說發掘出五六千年前的文字，將中國最早擁有文字的歷史一下子提前了1000多年，幾可與蘇美爾、古埃及文字分庭抗禮，在感情上比較興奮是可以理解的，但學術畢竟是學術，需要有超越狹隘感情的理性和客觀。事實上，在古陶器、古巖畫上發現早于甲骨文的先民刻畫的符號，對我國考古史而言并非什么新鮮事：上世紀30年代，考古學家就曾在裴李崗文化到商代前期的器物上，發現了許多與商周甲骨金文構形相似的刻畫符號；1952年，又在陜西西安半坡村發現了距今6000年的陶器上的30個刻畫符號。此后，類似的符號不斷被發現。2009年，考古學家在陜西延安黃龍的新石器遺址中意外發現了一塊帶有刻畫符號的陶器殘片，共有12個燒制前刻好的符號，筆畫酷似現今的英文字母或羅馬數字符號。

　　如果套用媒體的說法，在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發現的刻畫符號即為“中國最早的原始文字”，那么，上述這些考古發現，有的甚至比該刻畫符號出現的時間更早，為什么也都沒有推翻甲骨文的地位？理由很簡單，對于類似的刻畫符號，盡管郭沫若曾明確表示“可以肯定地說這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但它們究竟是不是文字，學術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也因此，在此次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中發現的刻畫符號究竟是否中國最早的文字，還有待于進一步商榷。

　　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考古學應該是一門經得住寂寞的學科，因為對歷史蛛絲馬跡的追溯容不得半點馬虎，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也因此，這個社會盡管浮躁，傳媒盡管著急，至少還應給考古保留一份凈土，容許它靜下心來慢慢推敲與琢磨，如此方能還原人類歷史本來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