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活化”古建的背后——訪香港大學建筑學院院長龍炳頤
近年來，香港越來越多的歷史建筑在各界推動下得以保存并煥發新的生命，成為獨特的文化地標。這座被認為“沒有歷史”的城市也慢慢摸索出一條“活化”古建的道路。
在這條路上，活躍著一位保育文化古跡的學者，他就是香港著名建筑學家、香港大學建筑學院院長龍炳頤。新華社記者近日專訪龍炳頤，聽他講述香港古建筑活化背后鮮為人知的故事。
“保育不能只看建筑，還要看產權地權”
在大部分人的觀念中，香港保留下來的這些歷史建筑無非兩類，一類是學校、醫院、警局等政府物業，一類是私人建筑。保育前者較容易，保育后者則會因尊重私權而難有作為。
這在龍炳頤看來“其實不然”。他說，說“私人產權”并不準確，應是“私人共有產權物業”。他以新界吉慶圍為例說，這個圍村里宗祠、神廟、私塾、圍墻、炮樓等共有建筑物幾百年來如一，但每戶村民的住宅卻全變成了各式現代洋樓。
如今，吉慶圍的古跡已被列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筑。龍炳頤說，它們得以保留并非政府所為，而是由于這種共有的產權性質，因為宗族里有人反對就不能拆。
龍炳頤進一步分析，“只看產權還不夠，還要了解地權才能洞悉真實的故事。”
他介紹，在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只有花園道圣約瑟大教堂這塊土地是真正私有，其余皆有使用年限。因此，只要土地到期，不論何種產權物業只有兩個選擇，一是補交土地租金，二是土地交還政府。
知名案例“雷生春堂”的活化便與土地到期相關。龍炳頤說，雷氏后人將古建捐給政府活化，固然有保存家族記憶和歷史文化的因素，也有現實的考慮，因為這塊土地已經到期，且地形狹小，若重建物業成本高收益小。“當然結果是好的”，龍炳頤說，“雷生春現在可供市民共享，實現了雷氏家族、政府、市民多方共贏。”
龍炳頤總結，保育古建不能只看建筑本身，而看不見的土地政策、規劃法律、建筑法例三方面因素控制著香港的城市面貌。
培養共同的理念和互通的話語
除了硬性的法規和因地制宜的變通，龍炳頤還強調了培養共同理念和互通話語的重要性。
他說，“活化”古建操作雖然不易，但更關鍵的是政府要有保育自身文化的“遠見”。最低的程度是“知道有什么”，然后做判斷“保育什么”，最后才是“怎么保育”，整個過程非常復雜，需要多方參與，因此要不斷培養大家的認知。
作為學者，龍炳頤一方面積極教學，為在校學生、政府官員、專業人士等開設相關課程；另一方面擔任不同部門和機構的委員，親身參與政策研究，充當決策智囊。
龍炳頤說：“我不敢說能教大家什么，但我想盡量構建一個平臺，讓各方在共同的原則理念下，有互通的話語一起討論和探索面臨的問題，而不是各持己見、自說自話。”
活化各環節相互配合才算成功
至于對活化成果的評價，龍炳頤說，每宗案例“各有成敗”。位于尖沙咀、由原水警總部改建的1881 Heritage如今游人如織、人聲鼎沸，而在龍炳頤眼中，這卻是一個“失敗的保育項目，成功的商業案例”。
他解釋說，“失敗”的原因是活化過程中增加了很多新的假古董，導致真假難辨，“這不符合嚴謹意義上保育的要求”。但他同時指出，活化使1881 Heritage從幾十年前無人關注的老宅變成知名景點，從旅游和商業角度看是很成功的。
大澳文物精品酒店、雷生春堂是龍炳頤肯定的案例。他說，這些項目充分尊重了古建保育原則，即用原材料進行表達，盡量做最小改動，還兼顧了建筑原有的歷史用途和意義。
在他看來，只有活化的理念、手段、過程、結果等各個環節相互配合，才算真的成功，才能教育公眾，喚醒下一代對香港的感情。
（編輯：黃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