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與德國詩人福爾克爾·布勞恩（volker Barun）參與交流會。新京報記者 秦斌 攝
9月1日，2013中德作家論壇在中國社科院開幕。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賈平凹和德國詩人福爾克爾·布勞恩、烏爾蘇拉·克雷歇爾等作家相繼發言。莫言在題為《全球化時代作家的責任》的演講中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家在寫作時不應該成為群眾代言人。
論壇之后，中德作家現身北京國際圖書節“大師之約”。據悉圖書節將于9月15日至21日在奧林匹克公園舉辦，其間將設立“名家大講堂”，從9月16日至21日邀請王蒙、閻崇年、王立群、于丹等作家學者登臺講課。
莫言：柏林墻全部消失很遺憾
昨日莫言的主題發言從北京的天氣談起，他說好天氣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天氣和國家間的關系是一樣的，只有大家共同遵守規定，全球才能有好天氣。接著他就談起了自己在德國的故事，稱1987年他第一次來到德國，當時柏林墻還高高屹立，等到幾年后他再次到德國的時候，柏林墻已經蕩然無存。他說，當年修建柏林墻時，是唯恐柏林墻不結實，但是柏林墻被推倒時卻又那么容易，沒有政府組織，一夜之間就倒掉，完全靠群眾自發的力量。莫言對柏林墻的全部消失表達了遺憾，他認為應該在柏林墻上開個大門，但是墻應該作為風景永遠存在。“這畢竟是歷史的見證，證明了一個時期精神方面的痛苦。”
關于德國的另一件回憶是來自某個下雨天，莫言被一個老太太的一把雨傘的傘角戳到了眼角，眼淚和鮮血同時流出。“傷害我的老太太雙眼流淚，渾身顫抖，不斷說著我聽不懂的語言，我知道她是在道歉。”老太太一直跟在莫言的身后，“好像我傷害了她一樣。”同行的德國朋友里有人建議莫言可以起訴老太太，這樣他會得到一大筆賠償。“我覺得沒有那個必要，其實老太太內心的痛苦比我眼角的痛苦要深得多。那一次我體會到，一個人無意中傷害別人時，內心的痛苦一點都不亞于被傷害的人，我們應該寬容無意中傷害別人的人。”
最后一件在德國讓莫言難忘的事情是他去一個住在漢堡的德國女孩家做客，女孩的父親是個白胖的老人，很慈祥，忙著給大家泡茶，招待大家。女孩的家里有一個小小的鐵皮鼓，女孩說這是父親當年用過的東西。“我們一看實物就知道，她的父親以前是納粹的童子軍，我們感到奇怪，那么好的一個老人，怎么會和鐵皮鼓聯系在一起？但這就是歷史，這件事也讓我們意識到，應該用歷史眼光看問題。很多有嚴密邏輯思維非常高智商的人未必不會被蒙蔽，不隨波逐流，這段歷史不能被遺忘，但這些人應該被寬容諒解。”
烏爾蘇拉：看到和聽到的不能想當然
莫言的演講主題是《全球化時代作家的責任》。他說，全球化既讓交流變得便利，同時也是一場噩夢，因為一切都變得統一和標準化，這對文學、藝術來說是非常可怕的。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他認為作家在寫作時不應該成為群眾代言人，“也許個別作家有這個能力代表群眾講話，但我不具備這樣的能力，也沒這樣的愿望。”他認為應該根據每個人的生活經驗寫作，寫作時無黨無派，保持客觀中立，不應該對筆下的人物有明顯的偏好。
莫言關于作家應該依據個人經驗寫作的觀點在下午德國作家烏爾蘇拉·克雷歇爾的發言時遭到了反對，“我不是很同意莫言關于寫作是從個人經驗出發的觀點，個人經驗可以很天真、無意義、想當然，相反一個作家聽到和看到的很多東西是不能想當然的。”
烏爾蘇拉的發言主題是《文學筆下堅持特殊性，服從獨一無二性》。“文學必須堅持那與眾不同的東西，信守那獨一無二的東西。它需要時間，回憶時間，思考時間，需要自己的節奏，也需要悲傷的沉默和擲地有聲的反抗。”烏爾蘇拉認為全球化的惡靈在不斷誘惑人們對很多問題過早地下結論，但很多事情都需要時間。她說全球化總是誘使人們把一切做得越大越好，做得越輕越好，在藝術市場上人們已經付諸實踐，仿佛工作就是泡沫餅干。但她希望能在寫作里縮小一些已經被擴大了的名字，“問題變得越來越大，我會一邊寫作一邊思考著縮小化的名詞，小小的語言，小小的詞語，小小的動物，小小的樂趣。而中國如此巨大。”烏爾蘇拉的發言在這句話上戛然而止。
賈平凹：我們處在狄更斯所言的時代
與烏爾蘇拉同組發言的還有中國作家賈平凹，他的發言主題是《一種責任與風度》。他同樣也在思考著全球化帶給作家的影響是什么。同時賈平凹提到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那句——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賈平凹說自己認可這樣的判斷。“我們從未有過讓我們感受到的如此富裕，也從未有過讓我感受到的如此焦慮。”賈平凹認為，人性惡的部分也在集中爆發，他說盡管目前文學藝術也被娛樂和消費侵蝕，但他還是相信，文學依然頑強神圣。
今日中德作家論壇還將在中國人民大學繼續舉行，張悅然、徐則臣、李洱等中國作家將與德國作家一起分組討論“間離與理解”等主題。本次論壇的最初構想來自2011年上半年，當時社科院文學所代表團赴德時該想法最早被提出，2012年8月雙方簽署了議定書。此次來華的德國作家一共一行10人，后天晚上他們還會參加在798藝術區舉行的晚會。
■ 現場互動
問：在資本綁架下，作家如何堅持獨立性？
莫言：汪曾祺（上世紀）40年代寫過一篇讀書文章，就對小說現狀深感憂慮。當時好萊塢電影進入中國，很多小說讀者變成電影院觀眾，汪曾祺認為小說走到窮途末日。幾十年之后這樣的憂慮依然存在。我想起晏殊的詩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某種文學樣式衰退了，被另外的樣式代替是無可奈何的，但生活里畢竟需要文學藝術，就算小說不行了也會有別的藝術形式。面對紛繁復雜信息爆炸的時代，作家需要有定力，不被外界誘惑。90年代初期一些作家下海，也有一批躲進書房寫作的作家，就是后來的“陜軍東征”。我也沒經得住誘惑，當時寫劇本3000元/集，我寫了10集，一集15000（元），稅后，覺得占了巨大的便宜。結果平凹的《廢都》賺得更多。有的人可以一輩子干很多事，但大多數人一輩子只能干好一件事。像我這樣，中等偏下智力，一件事都不見得干得好。
問：莫言提到作家生活中可以有好惡，但寫作時應拋在一邊，這種說法有點絕對？
莫言：中國有句老話，叫“說歸說做歸做”，這是個提醒，我只能盡量做到這一點。老虎活著的時候咬死很多人，咬死豬和羊，那個時候打死老虎的人是英雄，等到老虎死后再去拳打腳踢，就有些過分了。日本侵略中國戰敗之后，當年一些舉著旗子歡迎日本人的人搖身一變欺負日本遺孤……其實好人和壞人之間有一大段模糊地帶，這個模糊地帶也是作家施展的最廣闊天地。
問：作家的社會角色與自我的關系？
賈平凹：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作家的狀況，生活的時代決定了作家的一些特質。現在中國作家處于大的轉型期，和別的國家的社會責任就不一樣，如果我生活在遺孤富裕程度比較高的國家，我的表達和現在也會不同。我有幸生活在這個時代，每個作家也無法擺脫自己的時代。
烏爾蘇拉：我覺得作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是由不同的方式來定義。對財政局來說，我就是自由市場掙錢的公民；對出版商來說，我是和他們有合同的作家。我在德國的很大一部分責任，就是關于生活下去的部分。我對社會來說沒那么大的責任，我就是一個個體存在，自愿進行寫作。我覺得如果過多談社會責任，有點牽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