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鄉情鄉音的曲藝最高榮譽來自生它養它的土地，而不是外國或者繁華都市的舞臺與富麗堂皇的領獎大廳。

武鄉琴書《杏花開了》  本報記者 金 濤 攝

　　我心中的“曲藝之鄉”，絕不是高高懸掛的一塊招牌，而是一部與民俗民風唇齒相依、血肉相連，有著抹不掉的記憶、傳說、故事、人物，生動且鮮活的曲藝文化史詩。由此，我把“曲藝之鄉”視之為“曲藝沃土”。

　　今年，大地、沃土等字眼兒在我思考里的“出鏡率”極高，這與我這段時間的學習和做的功課有關。我體味到，作為文聯、曲協等人民團體或學術社團，當然需要直接組織“深入基層”、“為民服務”等活動。這正應了魯迅當年的提醒：“要培養天才，首先要有泥土”，即間接地將“正能量”潤物細無聲地“種”在藝術家心靈，將其轉換成一種“千軍萬馬”的文化自覺，由此正能體現“橋梁”與“紐帶”的價值。

　　此外，我在8月28日《中華讀書報》上，讀到了該報對山東作協主席張煒的專訪，當被問到為何不太關注作品被外文翻譯時，張煒的回答亦始終沒有離開“土地”：“文學的地域性才是根本屬性，不能過分看重洋人觀感。”“我更相信土地的理解力，它孕育了一代代讀者，作者和讀者的生命來自土地，土地給予作品生命力。”“對于創作而言，范本是不中用的，血脈里流淌的文化因子才是致命的。我發現，越是年長，這地方越是讓我懷念和留戀。”張煒這些關于土地的論述，引發了我對“曲藝生態”境況的思考。在登載這篇張煒專訪的報紙空白處，我隨手寫下兩段話，第一句與曲藝有關：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鄉情鄉音的曲藝最高榮譽來自生它養它的土地，而不是外國或者繁華都市的舞臺與富麗堂皇的領獎大廳。第二句似乎與曲藝并無關系，是個連續追問句：把大樹放在干旱的沙漠里能長出菌菇來么？水泥地上能種出大米嗎？！

　　恰是緣于如此的一些“答與問”，讓我作出了這樣的判斷：曲藝之鄉，應該是一塊孕育曲藝，及其人才健康、快樂、自由成長的沃土——

　　什么樣的土壤培育什么樣的種子——環境決定曲藝命運

　　今日曲藝，多說唱，少文學；多語言，少藝術——它們融合一起的比率失調了，病了，便不足為奇。

　　毋庸置疑，文化的民族特色和地區特色是文化的最大魅力。由此推理，鄉情鄉音的曲藝藝術，是地域文化最顯著的文化標志之一。因為懂得“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道理，所以曲藝最擅長的是“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反其道而言之，曲藝唱什么歌取決于它所在的土地。所以，曲藝要生存、發展，必須認識土地，敬畏土地，善待土地——

　　那究竟何為沃土呢？我的解釋雖然不是來自教科書，但卻希望思考能向科學靠攏。我覺得，它與兩個關鍵詞有關：適應、適時。

　　很多人將“適應”等同于“熱情”，于是乎，“曲藝之鄉”便成為曲藝活動“頻繁”、“熱鬧”的代名詞。而我認知里的適應，更該是一種清醒與理性，一種有益于“種子”成長的、恰到好處的適當。也就是說，要為優秀曲藝人才的發現、成長，提供一種長遠的、良性循環的環境，在體制、機制上，保障其享有健康、快樂與自由。這，似乎才是“曲藝之鄉”的應有之義和發展之本。很遺憾，我們遇到了一個“不可能在一棵樹上吊死，卻極容易在森林中迷路”的時代。而有時迷途不知返的緣由，則是經常錯將“過程”當成了“目標”，往往把“活動”等同于了“發展”。由此，“拔苗助長”的事便時有發生。“辦活動，就一定會出人才出作品”，“有數量就有質量”，似乎成了不容置疑的規律與真理。事實果真如此么？我當然沒資格向曲藝界潑臟水，只是覺得承認我自己沒有，心底反而會坦然許多。都知道，曲藝界不乏“添人進口”的熱鬧——地盤在擴展，隊伍也在擴展——唯獨沒擴展出一個“侯寶林”、“高元鈞”、“李潤杰”和“駱玉笙”；我本人寫了近百篇的曲藝作品，卻至今寫不出一段三十幾行的“賠茶壺”……問題是出在土壤呢？還是與種子質量發生了問題？！

　　適時，是關于沃土的第二個關鍵詞。適時的內涵是一種謙恭的姿態，也是一種清醒的認知，更是一種對本質規律無條件地服從與順應。換一種思維，我們可以說適時也是一種度——如同土地與風霜雨雪的關系，少了不成，多了成災。前不久，山東某地一群山東快書愛好者，提出要搭臺舉辦無償義演，我正為其義舉感慨感動的時候，卻被山東快書名家高洪勝迎頭潑了盆冷水：無緣無故地義演什么呀？知道么，無緣無故的無償就是“無常”與“無長”——不是常態就不會長遠——曲藝家兩眼盯著錢不對，兩眼若離開錢，那“職業”的價值又從何體現呢？！洪勝先生一席話，讓我聯想起在網上看到的一則微博：“某國際公益性組織向非洲某國資助一批蚊帳以防瘧疾。一種方式是低價出售給當地人，另一種方式是免費派放，派完即止。后續調查發現，凡是購買蚊帳的，都在使用。而免費得到蚊帳的，40%的并沒有使用。這說明：1、價格有甄別需求的作用；2、相較于付費，人們不太珍惜免費得到的東西。”誠然，這件事情與這樣的結論與曲藝風馬牛不相及。但它卻提醒我，只有讓曲藝種子成長中感到適意，得到尊重，獲得尊嚴，曲藝沃土才名至實歸。我曾經組織過多次公益性曲藝演出，面對數以萬計觀眾的“喧囂”、“圍觀”，不少名家常用“熱鬧去迎合熱鬧”，臨時把原定演出的“經典”改成“時尚”，將“深刻”易為“平庸”。于是乎，相聲《反正話》、山東快書《傻子相親》等，成了這些名家參與公益活動的“家常菜”——致使曲藝家的“種子”與觀眾的“土壤”，“以俗對俗”、惡性循環。洪勝先生告訴我，觀眾與市場的“健康”，原本是通過演出質量得以保障的。老藝人們把開辟市場叫做“打地”，從老百姓手里接過的“毛兒八分”雖不多，但卻是演員一家人的“養命錢”，所以稱觀眾為“衣食父母”是發自心底的。你給觀眾實打實地表演，觀眾也是實打實地為你叫好吶喊——彼此關系用一個字就概括了：值！能不值么，這塊地“逼”著演員、觀眾一起長能耐呢。對高洪勝先生的“清醒”，我欽佩有加。這些年經常在他不經意間的“閑言碎語”中獲得些啟迪與感悟。據我所知，他帶徒弟，教學生，不光排表演，還逼著他們自己動手寫作品，之后逼著他們報名參與各種比賽等活動，再之后逼著他們撰寫參與活動的總結，總之，逼著他們實現或追求全面發展。這讓我對自己的“現代曲藝新人觀”愈發堅定了。

　　我認為，今日曲藝已不適應在“經驗科學”的層面徘徊，不能再像中醫號脈、農民種菜、瓦匠蓋房等，完全憑借與依賴對實踐的摸索與總結了。因為曲藝已從集市街頭的“玩意兒”，升華到了藝術的殿堂。所以我將其喻為縱向的、立體的“南橘北枳”——此曲藝已非彼曲藝。一個合格的現代曲藝人理應是理論、表演、創作“三項全能”，否則，至少是個“瘸腿曲藝家”。搞理論的不熟悉表演、創作，極容易讓觀點流向不切實際，文字也會缺少鮮活與靈氣，如此，怎能與曲藝自身的天性和諧、融洽呢？搞創作的不會表演、不學理論，觀念只能跟風走，舞臺感覺頂多是“隔皮猜瓜”。搞表演的若不研究理論，不擅長創作，臺上便會缺少理直氣壯的自信，個性發揮亦休想達到淋漓盡致、揮灑自如的境界。曲藝自詡為“說唱文學”、“語言藝術”，這說明，文學是說唱之根本，而語言亦不過是藝術的載體罷了。所以，對這樣的批評我是認同的：今日曲藝，多說唱，少文學；多語言，少藝術——它們融合一起的比率失調了，病了，便不足為奇。

　　說到高洪勝先生的兩件事，無非是想印證我以上的兩個觀點：首先期盼“曲藝之鄉”順應新時期的曲藝藝術規律，恰到好處地把握、處理好文化惠民與曲藝演出市場的關系；其次，在實踐中，需要我們不斷發現、探索現代曲藝人才發現、培養的本質性規律，以給現代化曲藝新人的成長提供、創造良好的環境。

　　什么樣的種子生長什么樣的果實——人才決定作品品質

　　今天曲藝界的一些人，或靠著“有意思”或靠著“有意義”得寵一時，但我斷言，也就頂多是得寵一時而已。

　　我把人才比喻種子，認為從“藝無止境”概念延伸開來，人才是一個動詞，是一個永遠成長的過程。沿著這樣的思路深入，我認為優秀的“種子”也有兩個與之命運息息相關的關鍵詞：爭取、汲取。

　　在我的理解中，爭取，不僅僅單指主動或熱情，更認為種子在大地的懷抱里，爭，是其“成長”、“進取”的前提與保障。有比較，才有鑒別。靠“嬌生慣養”、“百依百順”，種子不會長成棟梁之才。爭——取，沒有競爭，沒有爭論、爭辯，就不可能有所獲取，而不斷進取更是無稽之談。我曾應邀出席一場豪華隆重的拜師儀式，那日我的致辭幾乎就是單刀直入的批評，我說：對于如此隆重的拜師儀式，非常理解，山東畢竟是儒家文化的發祥地，而孔老夫子又是重視“禮儀”的。只是我想提醒二位師徒，當“儒”這個字眼兒成為文人代名詞后，便有了“君子儒”、“小人儒”之說。小人與君子是有度可衡量的，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你們的目標與作為若是沖著名利使勁，無疑，便是小人兩個；若是為了曲藝事業薪火相傳之大道而相交，當然是君子一對了。因為我的情感真摯，表述便真誠，故而并未給喜慶的儀式“添堵”，相反贏得了一片掌聲。之后，他們師徒給我鞠躬說，會將我與大家的叮嚀銘記一生。

　　汲取，對于“種子”成長的意義更是不容小覷。只是我的印象里，曲藝“種子”對營養的吸收，似乎有些“單一”，曲藝人更習慣在身邊的江湖小圈子里徘徊。曲藝“良種”的成長，當然需要多方面的營養。一個合格的曲藝家首先要熟悉、掌握文學藝術的共性，其次才是熟悉、掌握曲藝藝術的個性。它們之間是有排序的，即后者取決于前者。曲藝界凡是有出息的藝術家，即使沒有學歷，但個個都富有學習力，其成功無一不受益于廣泛攝取，厚積薄發。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一天，我去姜昆家，看到他一個人抱著個錄音機一字一句、孜孜不倦地學習英語。之后我曾以它為例教育曲藝后人，不曾想那后生笑了：“說中國相聲的學英語，這之間的距離太遙遠了。”我說，曲藝屬于中國的，但文化卻屬于整個人類。沒有跨地域的胸懷，便不會有登高望遠的自信，更不會有縱橫捭闔的氣度和魄力。在魯迅先生的眼里，好的藝術與好的思想，都是混血的產物。中國歷史中稍有出息的藝術，大抵是與域外文明雜交的結果。開闊的空間里，才可能有精神的自由……

　　我曾在一個場合闡述過“曲藝種子等級觀”。我說，曲藝界流傳過馬季先生的一句話，愛曲藝這個藝術，不愛這支隊伍。我覺得如果沒有特殊因由，僅從字面的意義上剖析它，這種判斷值得商榷。因為三百六十行原本并無高低貴賤之分，事實真相是，各個行當的人的確存在三六九等，而人之等級并與其職業（隊伍）、職務毫無關系。具體說，在老百姓的心中，普通一兵雷鋒是人之一品，而身居高位的貪官卻是名至實歸的“等外品”。高與低，是對比得出的結果。萬物一理，曲藝人既有高人，亦有侏儒。我們深入研究、總結、探討曲藝藝術的規律，最終目的就是要提升曲藝一等人的比例。廣東曲協主席楊子春先生對我說，一定抓作品，阻止曲藝發展的瓶頸是作品問題。我回答，作品問題的根源依然是人。當年央視的《實話實說》欄目的兩位主持人，曾就“有意思”與“有意義”問題對話，和晶則夸獎崔永元主持不僅“有意義”且還“有意思”。崔永元告誡和晶，倘若“有意義”和“有意思”只能選擇其一，那就應毫不猶豫地去選擇“有意義”。今天曲藝界的一些人，或靠著“有意思”或靠著“有意義”得寵一時，但我斷言，也就頂多是得寵一時而已。不信數數看，中國曲藝史上的“常青樹”，又有哪一個不是靠著將有意思和有意義巧妙、有機融合的作品走進永恒的呢？！說到家，土地與種子無非是個形象化的“符號”。事業的興衰當然還是起于人，止于人。寫好“人”的文章才是曲藝成長、發展之根本。

　　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中說：“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遠是很小的少數；但是為了要有他們，卻必須保持他們生長的土壤。”有人說，論文化的高與低，要看它最精美的東西。我說，判斷一種曲藝形式的興衰，要審視它旗幟性人物的素養與境界。我堅信：哪里有土，哪里就有曲藝種子長成的蒼松翠柏。于是此刻，只想撕破喉嚨放聲吶喊：是沃土就向良種敞開胸襟吧，是良種就到沃土里扎下深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