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的建設需要文化的影響力
上海作為世界城市，在文化建設上與其他世界城市相比可能還有一定差距，但作為文化都市的地位越來越引起世界性的關注，人們不可能忽視太平洋西岸地區這樣一個世界級城市的影響力。上世紀上半葉上海曾經引領東亞，其取得的輝煌成就雖然已經成為歷史，但仍然作為城市遺傳因子在深刻地影響著這個城市，尤其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語境下，上海又迎來了它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國際文化大都市的發展定位，使其在頂層設計上已經站在前沿；2010年上海世博會成為其文化發展的又一個節點，文化發展成為城市轉型的重要動力；而剛剛啟動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必然還會將上海的文化建設帶入一個更為急速的快車道。與此同時，對于上海這樣處于發展中的巨型城市，全球化和信息時代帶來的新景觀，人口急遽流動、城鄉互動頻繁的張力，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的多維視野，都給城市文化建設帶來許多新的課題和挑戰。
政府適當放權，管文化而不是辦文化
改革開放的過程，從某一個側面來看也是政府簡政放權的過程，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在文化建設上應有高度的體現。計劃經濟時代，大政府包辦市場和社會承擔的一切任務，造成黨政不分、政事不分、政企不分，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大政府帶來的弊端顯露無遺，這在經濟建設上已經有了很多教訓和經驗，但在文化建設上我們還缺乏系統的思考和制度設計及實踐。文化同教育、衛生一樣，在政府職責和市場價值之間有著相較一般經濟活動更為復雜的情況，因此，這些領域往往有市場失靈的部位，需要政府承擔起應有的責任，比如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保障等。我國政府在公共文化建設和服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上海在這方面走在全國前面。政府有建設公共文化的責任，但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包辦一切，此時必須發揮市場的巨大作用，更需要大量非營利機構和社會組織的介入，這樣效率和效益就會得到保證，尋租的現象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這方面上海已經有了非常多的成功實驗，如分布在上海城市各個區域的200多家社區文化中心基本上都是由非營利單位來管理，而政府向其購買服務。又如首屆上海市民文化節，其中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廣泛動員了社會力量，這包括社會機構的參與、多元主體的進入，這也讓市民文化節取得了突出的效果。但總體上看，我們的社會組織和非營利機構發育得還很不健全，生存空間狹小，在觀念上還不能夠為社會所普遍接受，例如目前各類文化基金的數量還不多，社會還沒有形成為文化建設捐贈的風氣，相關法規也還不夠健全。同比，西方發達國家政府間接治理文化的模式和經驗值得我們充分借鑒，如英國的“一臂之距”原則，就是中央政府部門在其與接受撥款的文化藝術團體和機構之間，設立一級作為中介的非政府公共機構來負責向政府提供政策咨詢、文化撥款的具體分配方案、協助政府制定并具體實施政策等，且幾乎每一個文化藝術領域都有各自的全國性公共文化機構來負責貫徹執行涉及本領域的文化政策與分配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撥款，而這樣類似的機構現有34個之多。政府適當放權后，管文化而不是辦文化。
將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有效鏈接，做大做強
在公共文化建設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時，我國文化產業發展也已經成為國家戰略，文化經濟已成為共識。這里首先必須對文化產業和公共文化這兩個概念進行分析，不能簡單地認為文化產業就只關乎經濟或市場，而公共文化就是簡單的政府責任，把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簡單化。其實，文化產業雖然是產業，但它又是一種獨特的產業，其文化屬性和價值功能并不能被忘掉，因此文化產業仍然具有社會價值，仍然要發揮社會效益，也就是說，它也一樣要承擔公共文化的功能。好的文化產品在產生經濟效益的同時必然向社會傳遞正能量。公共文化是市場失靈部分政府需要承擔的責任，是市民文化權利的基本保障，也是實現文化民主的有效途徑，公共文化間接地為文化產業培育了市場和消費者。例如，歐美發達國家的非營利機構就往往承擔了大量類似于我國文化事業的任務，但其間接也可以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包括大量的就業等。
對此，如何把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有效鏈接起來，把交叉地帶和中間地帶做大做強，而不是再簡單地把兩者對立起來，需要我們更深入地研究。在我國，包括上海，有著發達的群眾文化或市民文化，同時，政府也有著大量的投入，而這些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市民的參與性以及活動的普及性，我們往往簡單地把群眾文化當做由政府主要提供的公共文化，而將一些高端的藝術視為文化產業，當做一部分人的消費，我國文化高票價、高消費已經成為頑疾，這使得如何在扶持文化產業的同時提供市民消費得起的產品成為亟須我們研究的課題。
國際文化大都市的身份認同
上海用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來定位城市文化，這是基于自身的歷史資源和發展特點。上海強調中外文化互相交流，著重于全球文化積聚中心，集中在文化的現代性、市場性和全球性，這些決定了上海應充分注重文化交流、文化創新和文化市場的發展。同時，我們應當建立起對上海這樣一座國際都會的超越性的文化價值的判斷和理解，上海在生活方式、消費觀念、時尚風向、先鋒意識等諸多方面已經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城市。而與其他世界城市相比較，上海更類似于紐約，在某種程度上其對地方感和獨特性有所忽略。
目前，上海具有競爭性的文化門類大都是西方舶來藝術，比如電影、話劇、歌劇、音樂劇、舞蹈，此外還有交響樂、西方古典和現代音樂等藝術形式，而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藝術形式走向式微，在這里我們并不是反對西方藝術形式，有些藝術類型經過近百年的演變，已經能夠很好地承載具有民族性的內容，但是民族和地方的文化藝術作為文化遺產，是增強地方感和獨特性的重要方面，也是文化多樣性的重要表現，這就可能更容易形成市民的身份認同和歸屬意識，更容易傳遞國家和民族的價值與理念，更容易增強凝聚的力量。歐洲國家在這方面有著比較成熟的經驗和做法，如法國提出的文化多樣性和“文化例外”原則，主要就是基于在全球化和自由市場帶來外國文化影響的環境下，作出的如何保護和發揚自身民族文化的努力，可見發達國家無一例外都把文化遺產保護作為公共文化建設重中之重的內容。我們不是簡單地提倡排外和封閉，而需要思考的是民族性和地方性對于一個城市的極端重要性，在此方面上海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在如何提升民族和地方文化的認同度和影響力，進而使之成為上海國際文化大都市的標識方面，對于我們還有很大的挑戰，而對此，筆者認為這亦是上海國際文化大都市的重要建設路徑之一。
（編輯：孫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