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奔跑貴在途中堅持
人生的奔跑貴在途中堅持
——記二胡演奏家余惠生
余惠生在演奏
“當我30年前邁進軍營的那一刻，就堅定這一生隨軍旅行、心系戰友情、手執二胡為官兵。我以為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間的爆發，而在于途中的堅持……”
在國家級的音樂團體和軍隊系統的文工團中，幾乎都有江蘇籍的二胡獨奏演員；而在很多知名藝術院校或高校中的音樂系，江蘇籍的二胡名師更是比比皆是。剛剛舉辦完自己第一個專場音樂會的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二胡演奏家余惠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性格內向但內心很要強
與很多童子功出身的二胡名家不同的是，余惠生真正學習二胡已經10歲了，那時她已經上小學五年級。“我們學校那時有個小紅花宣傳隊，喜好文藝的我就加入了，當時完全是憑自己的感覺選擇了學習二胡。高中畢業時，正趕上上山下鄉，班上的很多同學都去了，我當時因為年齡不夠就沒有去，說實話從內心來說我也不太愿意去，所以就一心準備參加高考。”余惠生回憶說，那時她的文化課和二胡成績都還不錯，心想只要能考上大學就不用和同學一樣上山下鄉了。1977年的高考安排在年底，余惠生報考的第一志愿是南京藝術學院音樂系，第二志愿是南京師范大學音樂系和數學系，第三志愿是南通醫學院。1978年，因為專業課和文化課成績都達到第一志愿，余惠生順利地被南京藝術學院二胡專業錄取了，師從著名二胡教育家馬友德。
“我們那一屆二胡專業一共招了7個人，我是其中年齡最小的，同時也是專業程度最淺的，因為其他同學都是拉著《三門峽敘事曲》《豫北敘事曲》等在當時看來是一些大曲子進來的，而我是拉著《唱支山歌給黨聽》《水鄉歡歌》《賽馬》這些小曲子考進來的。所以心里很有壓力。”余惠生說，大學四年，性格比較內向的她很少參加社會活動，而是把絕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二胡練習上，因為內心十分好強的她從一踏入大學那天起就下定決心一定要通過四年的大學學習彌補與同學之間的差距乃至超過他們。最終，余惠生的努力沒有白費，畢業那年，她以專業第一名的成績留校任教。
“部隊讓我得到更多的鍛煉”
剛剛20歲出頭就留在大學任教，這是令很多同齡同學無比羨慕的事。但一年以后，余惠生卻選擇離開學校進入部隊。“我能夠進入部隊多虧了著名二胡演奏家、教育家許講德老師，她那時是北京軍區戰友歌舞團（現在的戰友文工團）的二胡演奏家，許老師曾來我們學校講過課也聽過我的演奏，對我印象比較深。1982年在武漢舉行的全國民族器樂獨奏觀摩演出中，我再次見到了許老師，她當時就問我在學校怎么樣，愿不愿意到部隊來？我總結了一下自己在學校的這一年生活，感覺自己很多時間被教學和教務工作占據，屬于自己演奏的時間和機會很少，而聽說在部隊不僅很鍛煉人的品格，更重要的是能夠經常參加演出，所以當即就決定去參加招考了。1983年5月1日，我從南京來到北京，今年整整30年了。”余惠生說。而在這30年的軍旅生活中，余惠生的足跡遍布了北京軍區所轄華北地區的軍營、邊防、哨卡。回憶起30年的軍旅生涯，余惠生覺得自己不僅積累了豐富的演奏經驗，更收獲了無數次的感動，“最感動的要數每次去慰問駐藏部隊的場景，我們每次去的時候，部隊官兵都是敲鑼打鼓列隊歡迎，而且把部隊過春節的給養都拿出來招待我們。印象最深的一次下基層慰問演出是1986年隨參戰部隊為前線官兵演出，這一去就是4個月，一路上我們和戰士一樣打著背包，坐著悶罐車，手里提著高音喇叭，條件非常艱苦，一天換一個地方，經歷過翻車，有時候琴都摔斷了，但都沒有一個掉隊的”。
辦一場與眾不同的音樂會
11月20日，對于已經52歲的余惠生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因為這一天，被視作總結自己幾十年二胡演奏生涯的第一個專場音樂會成功舉辦。看完她的音樂會，記者有一個突出的感受，那就是音樂會的曲目11首作品全部都是各具特色的傳統作品，而且這些作品都不是以技巧為主的。當記者對此提問余惠生：既然是一次對自己意義重大的專場音樂會，為什么會選一些被很多人不屑演奏的曲目呢？余惠生解釋說：“這次音樂會的確對我來說意義不一般，正因如此，我對選擇什么樣的曲目經過了反復斟酌，也聽取了很多前輩的意見。最后呈現的這11首作品看似簡單，但我覺得意義不一般。這些作品都是一些經典的傳統作品，雖然技法上沒有新創的作品那么華麗，但是重在韻味，重在體現二胡真正的音樂特質。而且選擇這些作品凝聚著我對傳統音樂和前輩們的敬重和懷念。”余惠生認為，這次音樂會從小的方面來說是對自己40多年演奏生涯的一次總結，“既然花費那么多時間和精力舉辦一次音樂會，就要做到與眾不同”。余惠生感言。
聲腔的把握比玩技巧更難
二胡演奏聲腔化自古有之，近年來，在閔惠芬、許講德等二胡演奏家的努力下，二胡演奏聲腔化在業界有了更加廣泛的影響。余惠生在自己的演奏中很好地繼承了這一傳統。在這次音樂會上，《紅娘》和《空城計》兩首用二胡分別模仿京劇名家趙燕俠和余叔巖唱腔的作品給觀眾帶來非常獨特的藝術享受。演奏者通過左手演奏技法的豐富運用，合著京劇樂隊的伴奏，閉上眼睛聽起來，仿佛就跟大師在臺上演唱一樣。談到音樂會為什么會安排這兩首曲子，余惠生表示，二胡發展到今天我們可喜地看到作品不斷更新，技術不斷豐富，新人不斷涌現。特別是一些年輕的孩子在演奏移植樂曲方面基本上達到了技術上無障礙，嫻熟自如得心應手。但是很多的移植都是以西洋元素為主，對我們自己的民族藝術往往有一種“燈下黑”的現象。二胡僅僅兩根弦，現在的演奏技術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制高點，接下來更應該關注的是運用這些技術如何更好地去為音樂服務，這才是二胡音樂的根。“所以我還是想通過這次音樂會呼吁今后的二胡創作和演奏能夠多向傳統民族音樂靠攏。”余惠生說，對于現在很多演奏者尤其是一些年輕的演奏者之所以看不上一些傳統作品而喜好技術難度高的作品，她很能理解，因為她自己也經歷了這個過程，“就拿音樂會上演奏的《邊疆敘事》來說，這部作品是我到部隊不久，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著名作曲家王竹林老師專門為我寫的一首曲子。可是拿到作品后，演奏了幾次總覺得有些別扭，而且音高忽上忽下跨度很大，不如那些技巧性強的作品拉起來順暢，所以當時就沒有重視，后來只是錄了音，從來沒有公開演出過。但隨著年歲的增長和人生閱歷的不斷豐富，我對這部作品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發現了其中很多值得挖掘的內涵。所以這次音樂會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這部作品。單從譜面上看，雖然這部作品純技術難度不大，但難就難在如何通過準確的聲腔韻味表達出曲作者的初衷。所以，對于一個演奏者來說，技術通過長時間的學習一般都能較好地掌握，但真正要做到對一部作品的理解和領悟，需要多年的生活積累和文化修養。也就是說，二胡演奏更要注重文化性的表達，而不是機械性的表演。”
“當我35年前邁進大學校園的時候，就注定我這一生與二胡相伴；當我30年前邁進軍營的那一刻，就堅定這一生隨軍旅行、心系戰友情、手執二胡為官兵。我以為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間的爆發，而在于途中的堅持……”這是余惠生在音樂會節目單末頁寫下的感言。
（編輯：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