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建筑文化對我國近現代建筑的影響
人類社會文明的嬗變在一定意義上是通過建筑加以體現和展示的，如果沒有對建筑的尋根和解讀，人類文明將顯得龐雜和模糊。
建于1907年的哈爾濱圣·索菲亞教堂 蘇繼和 攝
由于受到客觀環(huán)境和外在力量的影響，建筑文化作為一種重要文化形態(tài)，在人類社會一些重要階段和特殊時期，其命運也會發(fā)生程度不同的變化甚至是革命性的變革。在經濟全球化狂飆突進和文化多元化迅猛發(fā)展的今天，回顧、審視和解讀西方建筑文化對近現代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影響，對于正處于城鎮(zhèn)化時代語境中的當代中國無疑具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
近代前中西建筑文化初步交融
就本質而言，建筑是一種以物質形式呈現出來的民族文化，是一種物化的審美旨趣與倫理規(guī)范。我國目前保存完好的傳統(tǒng)建筑大都為明清時期的宮闕殿宇、亭臺樓榭，而這一時期中國文化整體上更趨閉隘守舊，以致于建筑形態(tài)遁入僵滯、沉悶和壓抑的窘境，所以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將明清建筑稱作“羈直期”，這也表明中國傳統(tǒng)建筑呈現江河日下、日薄西山之勢。
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接踵而來，不自覺地拉開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而作為文化重要載體的建筑，成為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環(huán)節(jié)。公元1581年，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途徑澳門抵達廣東省端州府的所在地肇慶，并于次年在肇慶建造了我國境內第一所教堂，西方建筑文化從此在中國的土地上粉墨登場。從明季萬歷年間到清朝中晚期的漫長歲月中，西方建筑文化對中國建筑持續(xù)廣泛地產生影響。這期間除了傳教士在北京、南京等地建造了諸多教堂、鐘樓、天象臺等純正西方建筑外，還對中國傳統(tǒng)建筑注入了西方建筑文化元素。在天津、哈爾濱、廣州、揚州、武漢等開埠較早的一些城市，西方建筑風格逐漸在當地官府、商鋪和民居上落腳駐足，成為一些開明士紳追求的房屋式樣。比如上海外灘和南京路、天津九國租界、廣州十三行、廈門鼓浪嶼、青島膠澳租界、南京下關和北京東交民巷。這一時期清朝個別皇帝也開始接納和認同西方建筑文化，允許甚至支持傳教士建造西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乾隆啟用王致誠、郎世寧等傳教士建造的圓明園，其中長春園中的一組西洋樓全部采用歐洲宮廷建筑風格，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和法國洛可可式建筑有機結合的典范。但由于有清一代總體上仍以上邦天朝大國自居，對傳教士從事西方建筑文化傳播和實踐活動既適度支持又嚴格限制，所以，西方建筑文化在這一歷史時段內并未對中國傳統(tǒng)建筑產生太大影響。
近代以降中西建筑文化交匯
我們知道，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直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西方建筑風格經歷了由古典復興、浪漫主義、折衷主義、新藝術運動等不同流派最終定格于現代主義，這些不斷變化的建筑風格，程度不同地在中國近代建筑中反應和體現出來。西方建筑的優(yōu)勝獨特之處，在清廷中已引起一些有識之士的關注。例如1847年林則徐曾對西方建筑作如下評價：“夷人好治宅，重樓疊屋，多至三層，繡闥綠窗，望如金碧。”1879年，康有為到英國治下的香港考察，當他徜徉于鱗次櫛比的建筑環(huán)境中時，不勝驚嘆和感慨：“覽西人宮室之環(huán)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以后，伴隨西方列強對中國土地的分割和占領，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內的西方文化通過各種途徑傳入中國，西方建筑文化大舉進入且安營扎寨，逐步改變了鴉片戰(zhàn)爭前中國傳統(tǒng)建筑文化獨撐天下的局面，中國傳統(tǒng)建筑文化的“合和之美”、“中庸之美”遭遇西方彰顯個性與特色的建筑審美觀念的強力沖擊。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為了滿足經濟社會深刻變革對建筑領域的新要求，以及順應西方近代工業(yè)文明快速發(fā)展的新形勢，中國傳統(tǒng)建筑被迫在設計理念、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術等方面采納西方建筑文化就成為一種歷史必然。即便如此，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前的中國，建筑仍沿襲舊時規(guī)范，西方建筑在彼時的中國僅為新異之物，中國傳統(tǒng)建筑體系尚未從根本受到侵襲和損害。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大清帝國塵封閉鎖的國門被西方列強用炮艦和鴉片徹底打開，國家命運蹇塞多舛、風雨飄搖，中國近代對外開放在窘迫和屈辱中啟動，被西方列強所占據的城市的建筑也開始大范圍地西化，上海、天津、南京、武漢、青島、大連、哈爾濱等地出現了“摩登式”、“萬國式”、“國際式”等現代主義建筑。特別是上海開埠以后西方列強于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初建造了一大批呈具藝術性和實用性的建筑，從帶有芝加哥學派特點的沙遜大廈，到流溢新藝術運動色彩的國際飯店，從洋溢新古典主義基調的匯豐銀行，到律動折衷主義旋律的江海關大廈，無論是新古典主義還是哥特復興式風格的建筑紛至沓來，包括制式、理念、技術和制度等多個層面的中國傳統(tǒng)建筑文化遭受重大沖擊，中國傳統(tǒng)建筑逐漸被邊緣化。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由于中國傳統(tǒng)建筑藝術是在一個以“禮制”為肌理的相對閉塞的文化體系內流傳和遞嬗，在總體上處于守成求穩(wěn)的暮氣狀態(tài)，亟需注入新異的文化質素。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據至高無上的位置，天主或基督是絕大多數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傳播天主教或基督教是傳教士義不容辭的職責，而傳經布道的場所就是神圣肅穆的教堂，所以，教堂在西方人心目中應該是最好的建筑。早在明末清初之時，由西方傳教會出資在北京建造了天主教堂。鑒于近現代中國的教堂絕大部分為西方教會組織或神職人員出資修建，因此，這些教堂以哥特式風格為主。在中國較早出現的且非常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當屬1910年由英國建筑師W.M.Dowdall設計、法國上海建筑公司建造的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而于此前的1888年建成的北京西什庫教堂，雖然建筑材料全部取自中國本土，但教堂風格依舊屬哥特式，只是該教堂不如徐家匯天主教堂宏大精巧。當然并非所有在中國建造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例如始建于1907年3月的哈爾濱圣·索菲亞教堂，是如今中國保存最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也是遠東地區(qū)最大的東正教堂。這些教堂由于由中國工匠施工建造且監(jiān)管不嚴，或多或少地帶有一些中國傳統(tǒng)建筑元素，事實上，正是西方建筑文化與中國建筑文化的互補互動、互彰互顯，才使得中國近現代建筑呈現出中西合璧的卓異風貌。
這一時期比教堂規(guī)模更大、數量更多的西方建筑是與興辦實業(yè)搭界的商業(yè)建筑和行政建筑。例如，建于1917年的上海浦東陸家嘴路的陳桂春商行是一個綜合中西建筑文化優(yōu)長的復合性折衷式建筑，該商行是一座四進三院的宅邸，院內空間格局呈方塊型，軸線對稱明朗，四周房屋疏密有致，外相屬于典型的中國式院落，但正房兩端的開間則采用西式風格，如天花板、地板、衛(wèi)生間、百葉門都吸納了西方裝飾手法，達到中西建筑藝術水乳交融的境地。再比如，始建于1906年位于哈爾濱中央大街上的馬迭爾賓館，建筑的立面處理完全采用西方建筑手法，通過對門窗、陽臺、女兒墻和室內穹頂的設計裝飾體現出“新藝術”風格。而對陽臺和女兒墻的設計則運用中國傳統(tǒng)建筑模式，特別是女兒墻以磚砌體為主，以輕柔、靈動的曲線勾勒出極具氣勢與動感的造型，整個建筑仿佛具有鮮活的不竭的生命力。建筑不是普通的文化符號，在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下往往具有深不可測的政治權威意義。
西方現代建筑與中國傳統(tǒng)民居的融合
建筑作為一種象征性文化符碼，表現為民族文化的內在邏輯和外在訴求，也就是說人類社會文明的嬗變在一定意義上是通過建筑加以體現和展示的，如果沒有對建筑的尋根和解讀，人類文明將顯得龐雜和模糊。對建筑最初功能進行追本溯源，不難發(fā)現無論是中國建筑還是西方建筑都是供人類居住的場所，是人們遮風擋雨、休憩飲食的場地。中國進入近現代后，社會生活結構和人們生存方式發(fā)生很大變化，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西方現代建筑與中國傳統(tǒng)民居交匯后衍生出新的住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間結構，這方面以清朝咸豐年間我國近代城市建筑發(fā)展中出現的里弄式民宅為顯著標志。里弄式民宅盡管在國內很多城市都有其蹤影，但最集中的城市當屬上海。上海里弄式民宅建筑誕生于十九世紀初，其最初形態(tài)就是模仿西方聯排式住宅的木板房屋，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和居民對安全需求的日趨強烈，容易失火的木板房屋被磚木立帖結構的石庫門民宅所取代。這種里弄式民宅屬于單體建筑，其平面結構雖然繼承了中國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特點，并兼具中國江南傳統(tǒng)民居的優(yōu)長，但在整體布局上運用了西方聯排式建筑式樣，所以，從外貌特征對其審視應是西洋建筑，從綜合效能對其衡量應是中西聯袂建筑；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這種石庫門住宅在上海又出現新的升級版，即建筑材料由磚木混合改為單純的石磚，同時在建筑體外立面上增添了陽臺，安全系數和整體功能均得以提升。但里弄內部仍保持歐洲聯排式條狀住宅格調，門面裝飾也賦予更濃郁的西洋化風格；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這種石庫門住宅再次演變出新式里弄住宅，西方現代建筑形式被放大，建筑的安全性和舒適性被置于次要位置，謀求商業(yè)利益成為里弄建筑的第一要義。這一時期的里弄民宅為今天人們所熟知的就是1921年7月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現上海興業(yè)路76號石庫門。這些建筑表明，中國近現代建筑的產生與發(fā)展有其復雜的背景和特殊的淵源，那種認為建筑文化是政治和經濟力量對應物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合理性，換言之，中國近現代建筑的發(fā)展和演化在本質上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現代文明的既沖突又交融的空間實踐。
（編輯：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