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于魁智和老搭檔李勝素等京劇名家來到深圳，為票友奉上了《滿江紅》和《柳蔭記》兩部復排的經典劇目。這是國家京劇院今年”推陳出新”的優秀劇目展演五部大戲中的兩部。然而連同《楊門女將》和《大鬧天宮》，其中四部都是復排的老戲，只有一出《曙色紫禁城》是新編的歷史戲。

    就在于魁智率團來深演出的前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審議通過將中國申報項目京劇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京劇申遺成功。這對京劇界來說，無疑是機遇也是挑戰。面對京劇“申遺”的成功，作為當今京劇的“國家隊”，到底是傳承還是創新，究竟是回歸還是跨越？對此，本報記者對京劇“第一老生”，同時也是國家京劇院副院長的于魁智進行了專訪。

    每年都會亮相春晚的于魁智出生于沈陽一個普通工人家庭，母親是音樂教師，父親是八級鉗工。自小受到母親的啟發，加上先天嗓音條件，于魁智１０歲起便開始學習京劇。１９７８年，１７歲的他站了十多個小時的火車到北京投考中國戲曲學院，終以優異成績成為中國戲曲學院當年表演系僅招收的兩名老生學員之一。他先宗“楊派”，同時兼習多出文武老生傳統戲，畢業后即進入國家京劇院一團至今。

    今年３月，于魁智剛被任命為國家京劇院副院長兼藝術指導，不過據說迄今為止，他去自己辦公室的次數還不過十次。他說自己現在完全沒有業余生活，每天就只有一個字：戲。“我畢竟是個演員，排練場才是我最該去的地方。”然而于魁智又不止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演員，“我肩負著承上啟下的重任，要用嚴謹的創作態度重塑國家京劇院的形象。”

    京劇的藝術風格是不能走樣的

    記者：國家京劇院此次共推出五部戲，但除《曙色紫禁城》外，其他四部都是老戲的復排。

    于魁智：因為國家京劇院的風格就是忠于傳統。其他四部都是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加工整理。比如《滿江紅》連群眾演員的衣服都是重新制作的。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觀眾欣賞京劇是閉著眼睛聽的，有板有眼、有滋有味就行。現在的年輕觀眾不單要好聽，還要好看，要色彩斑斕。京劇的發展不僅需要京劇專業團隊的繼承與接替，更重要的是觀眾也能夠接納。

    記者：此次復排《滿江紅》，約有７０％的是重新改編，內容和表演都有什么變化？

    于魁智：岳飛是３９歲犧牲的，而在１０年前，也就是京劇前輩李少春先生主演《滿江紅》３９年后，３９歲的我和國家京劇院把這部戲進行復排，搬上京劇舞臺。今年我們又把８５歲高齡的原編劇之一呂瑞明先生請出來，五易其稿，進行修改。舊版本中，岳飛和岳夫人的戲份都不多，“風波亭就義”后就沒戲了，只有“牛皋扯旨”。現在我們把“牛皋扯旨”去掉，加上岳飛和岳夫人“廬山分別”等戲份。全戲里面有民族情、夫妻情、戰友情、兄弟情；從情節上更豐富、更合理、更符合現代人的欣賞趣味，同時對現實也有很深的教育意義。在音樂唱腔上，除保留兩個老唱段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新唱段。但這樣的重新設計，還是要沿襲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先生幾位藝術大師創立的《滿江紅》風格，因為藝術風格是不能走樣的。

    我是“沒派”，既忠于傳統，更注重時代氣息

    記者：唱戲幾十年，你曾師從不同門派名家，在此過程中有何探索？

    于魁智：我是“沒派”。每一位京劇前輩都有自己非常獨到深厚的藝術造詣，每一個流派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他們在自己的藝術鼎盛時期也并沒有自己的流派，但有一種一脈相傳的精神。比如楊寶森、李少春、馬連良先生都是在譚鑫培“老譚派”的基礎上根據自身條件、根據觀眾需求、根據與搭檔的磨合，最終形成門派的。實際上現在時代也在呼喚著新的流派誕生。我是忠于傳統的，我既學余，又學楊，也學李；但更重要的是，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沐浴著改革春風成長，所以我的表演哪怕是傳統的，也注入了時代的氣息、時代的節奏、時代的精神面貌。所以無論是傳統繼承還是新戲創作，哪怕只是在一個綜合性晚會上演唱“京歌”，其實都是為了展現新一代京劇人的精神面貌，來引領青年觀眾逐步了解、喜愛傳統藝術。

    記者：“京歌”其實是運用了京劇的元素。你能夠接受京劇被新事物侵入到多大程度？

    于魁智：我們沒有想要顛覆，也沒有想要改變。“京歌”的形式其實是對于年輕的、不了解京劇的人的一種吸引方式。比如我跟年輕觀眾說“文昭關”他們可能不熟悉，但我談《說唱臉譜》、《前門情思大碗茶》他們就懂。這是作為一種探索和嘗試，看看他們是否喜歡，然后再談《蘇三起解》、《兒行千里母擔憂》，循序漸進，慢慢引領他們走進京劇。為什么中老年這一輩即使不喜歡，也不會反對京劇，因為他們受了樣板戲的影響，那個年代給了他們這種氛圍。現在的青年人也需要一種氛圍。

    京劇最低谷是八大樣板戲時期

    記者：可你曾經說過，京劇最低谷的時期就是八大樣板戲的時候。

    于魁智：對，很多人跟我想法不一樣。京劇最大的悲劇是我們有十年浩劫。這期間八大樣板戲看似一花獨放、全然鼎盛，但那是八億人民看八個戲，沒有選擇，沒有競爭；這既是京劇藝術的悲哀，也是京劇演員的悲哀。現在經過３０年改革開放，外來優秀藝術作品進入國內舞臺，我們的優秀作品也走出國門；我們可以在同一個平臺爭奇斗艷。雖然好像京劇市場看似受到了影響，但我一直堅信，京劇有著多年的傳統底蘊和基礎，是不可能衰亡的。一出《四郎探母》唱了幾百年，于魁智、李勝素唱有人看，別人唱同樣有人看。并且你也不能以一場演出的票房來衡量一個劇種的興與衰。劇場以外有多少人鎖定１１頻道（ＣＣＴＶ戲曲頻道）？有多少人在長安大戲院看戲，多少人在梅蘭芳大劇院看戲，多少人在國家大劇院看戲？

    記者：但現在戲劇、話劇普遍票價過高。

    于魁智：票價高、門檻高，這是比較明顯的現象。我們也在不同場合，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資源呼吁過。很多劇場也因為承包、轉企而存在成本核算等問題。但不能因為看的人少了點，就說對京劇不夠重視。現在很多孩子都是從小讀中國戲劇學院附中、大學，然后來到國家京劇院。這么多年來我對京劇一直充滿信心。我１９８２年畢業，經歷過下海經商和出國留學的大潮，也徘徊過，也動搖過，但堅持下來了。因為我付出得太多，我有這樣的志向，也有這樣的條件。所以我經常和年輕的師弟師妹們講，不要抱怨社會，更不要抱怨京劇。

    記者：你最徘徊的時候是什么狀態？

    于魁智：１９８０年代初將要畢業時很短暫的一段時間。當時在宿舍，一人一個磚頭錄音機，有同學在那邊學英語，要出國留學；有人已經下海淘到了第一桶金；而我卻在聽戲，對我來說是有影響的。但我自己的志向和興趣還是在藝術上，所以很快就調整過來了。畢業后同批來國家京劇院的三十幾人中老生有９個，但現在還在堅持唱的只有兩個了。我之所以能夠走到今天，在表演的第一線２０多年，就是因為每一次演出都如履薄冰、不敢掉以輕心。因為很多觀眾對于京劇的歷史、京劇的規律、京劇的表演特色比我還了解。我怎敢怠慢！

    每一出戲的背后都有鮮明的副標題

    記者：這次幾部戲的背景是否與現在社會某些話題相契合呢？

    于魁智：選擇這些題材，主要因為我們是國家級的藝術劇團，要展現國家級的藝術風格。無論是《楊門女將》還是《大鬧天宮》，不單受到國人的喜愛，還都是外向型的戲，在世界各地廣受好評。《滿江紅》既展現民族英雄的氣節，又頌揚愛國的精神；《大鬧天宮》對于唱、念、做、打的展現是地方劇目不可相比的。另外當中還要有思想性，對觀眾進行啟發與教育。

    記者：你扮演過這么多人物，最喜歡哪個角色？

    于魁智：我覺得國家京劇院的作品要有示范性和導向性，立意和思想要能看到劇本真正的藝術含量。比如我演《走西口》，山西晉商被稱為世界三大商人之一，該戲展現了山西人的以誠為主，非常有現實的教育意義；又比如《梅蘭芳》家喻戶曉，但我們戲的副標題是“一個人的抗戰”。每一出戲的背后都要有鮮明的副標題和鮮明的主題思想。所以我在選擇劇本的時候，首先考慮要符合國家京劇院的藝術風格，符合京劇的藝術規律，更重要的是題材能夠給觀眾以啟發。

    記者：聽你講了這么多，發現你放在第一位的總是國家京劇院，然后才是自己。原因是不是你現在升任副院長和藝術指導了呢？怎樣看待這種角色轉變？

    于魁智：過去考慮更多的是個體的藝術發展，因為演員都夢想成名，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國家對于傳統文化的重視，我們這一代京劇演員也得到了特別多的關懷。我說過，除了我們，沒有哪個國家會拿出一個國家級電視頻道（ＣＣＴＶ－１１）３６５天２４小時不間斷地宣傳中國戲曲；從１９９７年開始至今，沒有哪個國家愿意花大精力培養高學歷的京劇人才；每年的１２月３０日這一天，沒有哪個國家、哪個政府可以從總書記到其他國家領導人都和京劇演員歡聚一堂。

    記者：在國外演出的感覺有何不同？

    于魁智：我們到英倫三島演出、到澳洲演出、到美國演出都大受歡迎。包括在維也納金色大廳的京劇演出，奧地利總統也是帶著內閣成員集體出席。但這都是京劇藝術的魅力，而不是演員個人的魅力。

    于魁智

    １９６１年生于遼寧沈陽，回族。著名京劇老生演員。現任中國國家京劇院副院長兼藝術指導。曾多次出任全國人大代表與全國政協委員。１０歲學京劇，１７歲入中央戲曲學院，畢業后入國家京劇院唱“老生”至今，學“楊派”的同時兼習多出文武老生戲。常演劇目包括《彈劍記》、《滿江紅》、《將相和》、《大唐貴妃》等。主要成就有：１９８９年第七屆中國戲劇梅花獎，２００２年第１２屆中國十大杰出青年。

    于魁智在繼承傳統京劇唱法的基礎上，吸收了聲樂在氣息運用和發音位置上的科學方法，融會貫通，形成了自己收放自如、行云流水的演唱風格，被譽為“最具票房魅力的青年文武老生”，“中國第一老生”等。京劇表演藝術家袁世海先生曾說：“于魁智就是于魁智，永遠替代不了。”

（編輯：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