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與楊小樓合演《霸王別姬》

　“崇林社”（梅蘭芳和楊小樓合組的一個戲班——編者注）在北京吉祥茶園演到1921年下半年，我們就開始排演一出新編的戲《霸王別姬》。

　　原本兩天的戲刪到一天演

　　楊小樓（京劇武生演員，楊派藝術的創始人——編者注）先生演過霸王這個角色，那是1918年四月初，楊先生、錢金福、尚小云、高慶奎在“桐馨社”編演了《楚漢爭》一、二、三、四本，這是我離開“桐馨社”以后的事。我曾看過這出戲，是分兩天演的。我記得楊先生在劇中演項羽，過場太多，有時上來唱幾句散板就下去了，使得英雄無用武之地，雖然十面埋伏有些場子是火熾精彩的，但一些敷衍故事的場子，占用了相當長的時間，就顯得瘟了。

　　我們新編這出戲定名為《霸王別姬》，由齊如山（戲曲理論家，常為梅蘭芳的表演及劇本提出修改意見——編者注）寫劇本初稿，是以明代沈采所編的《千金記》傳奇為依據，另外也參考了《楚漢爭》的本子。初稿拿出來時場子還是很多，分頭、二本兩天演完。這已經到民國十年的冬天，我們開始準備撒“單頭本子”排演了，有一天吳震修（江蘇無錫人，銀行家——編者注）先生來了，他說：“聽說你和楊小樓打算合演《霸王別姬》，那太好了。”我就把頭、二本《霸王別姬》的總講拿給他看。吳先生仔細地看了一遍后說：“我認為這個分頭、二本兩天演還是不妥。”這時候寫劇本的齊先生說：“故事很復雜，一天擠不下，現在劇本已經定稿，正在寫單本分給大家。”吳先生說：“如果分兩天演，怕站不住，楊、梅二位也枉費精力，我認為必須改成一天完。”他說到這里語氣非常堅決。齊先生說：“我們弄這個戲已經不少日子，現在已經完工，你早不說話，現在突然要大拆大改，我沒有這么大本事。”說到這里就把頭、二本兩個本子往吳先生面前一扔，說：“你要改，就請你自己改。”吳先生笑著說：“我沒寫過戲，來試試看，給我兩天工夫，我在家琢磨琢磨，后天一準交卷。”

　　當時我感到吳先生的主張很有道理，因為《楚漢爭》就是分兩天演失敗了。《霸王別姬》的初稿仍有松散的毛病，改成一天演的確是高明的見解，但我又擔心吳先生改本子沒有把握。兩天后，吳先生拿了本子來，他對齊先生說：“我已經勾掉不少場子，這些場子，我認為和劇情的重要關子還沒有什么影響，但我究竟是外行，銜接潤色還需大家幫忙，我這樣做固然為聽戲的演戲的著想，同時也為你這個寫本子的人打算，如果戲演出來不好，豈不是‘可憐無益費工夫’嗎？”齊先生聽他這樣說，也就不再堅持成見，而是和大家共同研究潤色、繼續加工。

　　第一次演出即滿座

　　《霸王別姬》由初稿20多場刪成不滿20場，以霸王打陣和虞姬舞劍為重點場子，進行排練時，轉瞬已是舊歷臘月底，二十六七日演了封箱戲，正月初，擇一天日子開市，一面演出，一面排戲。到了正月十九日，我們第一次在第一舞臺（位于北京的戲院——編者注）演出了《霸王別姬》。我有個老本子里還夾著當年第一次演出時在后臺貼在墻上的“提綱”，是揭下來留作紀念的。角色的分配，提綱上是這樣寫著：楊小樓項羽、梅蘭芳虞姬、姜妙香虞子期、許德義項伯……

　　戲一開始韓信《發點》（昆曲牌《水龍吟》在京劇中用嗩吶吹奏，又名《發點》）上，緊跟著項羽出場又是《發點》上，在老戲里是從來沒有這樣安排的，這就是吳震修先生自己說的“外行干的事”，可是當時也想不出什么高招來，就這樣上了。我們第一回商量著在第一舞臺演，可以多上人。平常第一舞臺最多賣個五成座就算不錯了，所以北京的班都不愿在那個館子演，只有義務戲可以滿座。這次《霸王別姬》居然也滿了。可是過場還是多，有的場子相當長，最大的就是九里山大戰那一場，打的套子也很多。我在后臺聽前面鑼鼓喧天，武行頭管事的朱玉康在臺簾旁注視著場上，有時又招呼著后臺，前臺固然很火熾，后臺也是顯著熙熙攘攘。這場大武戲完了之后，楊老板下來雙手輕快地掭了盔頭，對我說：“蘭芳，我累啦，今天咱們就打住吧。”我說：“大叔！咱們出的報紙是一天演完，要是半中腰打住，咱們可就成了謊報紙啦。我知道您累了，這場戲打得太多了，好在這下邊就是文的了，您對付著還是唱完了吧。”當時他沒有加可否，接著說了一聲：“還勒上吧。”我趕緊賠笑說：“您再歇會兒，還有工夫吶。”正說著就聽見管事李春林大聲說：“來啦！來啦！虞姬！虞姬！”我看楊老板又戴上盔頭，我才放下心出去，總算一天把戲唱完了。

　　我心目中的楊小樓

　　我心目中的譚鑫培、楊小樓這二位大師，是對我影響最深最大的，雖然我是旦行，他們是生行，可是我從他們二位身上學到的東西最多最重要。他們二位所演的戲，我感覺很難指出哪一點最好，因為他們從來是演某一出戲就給人以完整的精彩的一出戲，一個完整的感染力極強的人物形象。1922年的春天，我們“崇林社”排演了《霸王別姬》之后，在吉祥茶園演了些日子，應上海的約又去演了一個時期。在這一年夏天回北京，我就開始組“承華社”，以后和楊先生雖然不在一個班，但還是常有機會合作。

　　楊先生不僅是藝術大師，而且是愛國的志士，在盧溝橋炮聲未響之前，北京、天津雖然尚未淪陷，可是冀東二十四縣已經是日本軍閥所組織的漢奸政權，近在咫尺的通縣就是偽冀東政府的所在地。1936年的春天，偽冀東長官殷汝耕在通縣過生日，舉辦盛大的堂會，到北京約角，當時我在上海，最大的目標當然是楊小樓。當時約角的人以為從北京到通縣乘汽車不到一小時，再加上給加倍的包銀，約楊老板一定沒有問題，誰知竟碰了釘子，約角的人疑心是嫌包銀少就向管事的提出要多大價錢都可以，但終于沒答應。1936年，我回京的那一次，我們見面時曾談到，我說：“您現在不上通州給漢奸唱戲還可以做到，將來北京也變了色怎么辦！您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楊先生說：“很難說躲到哪去好，如果北京也怎么樣的話，就不唱了，我這么大歲數，裝病也能裝個十年八年，還不就混到死了。”1937年，日本侵略軍占領北京，他從此就不再演出了。1938年，他因病逝世，享年61歲，可稱一代完人。

 （節選自《梅蘭芳回憶錄》，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該書已由東方出版社于2013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