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右至左：林志炫、周曉鷗、沙寶亮、黃綺珊、辛曉琪、尚雯婕、胡海泉。　　

《我是歌手》總導演洪濤。

　　林志炫、楊宗緯、黃綺珊、辛曉琪、彭佳慧、周曉鷗、羽泉……當這些實力派歌手同臺PK，而且去留權掌握在非專業觀眾手里時，是不是足夠吸引眼球？

　　明晚，湖南衛視《我是歌手》總決賽開鑼，誰將榮當本季歌王？充滿懸念。自1月18日《我是歌手》橫空出世以來，便像一部綜藝電視劇吊著觀眾的胃口，收視率、關注度、吐槽熱、廣告吸金力節節攀升。

　　回望過去的三個月，節目編導、專家顧問、競演歌手、觀眾評審……來自每個維度的體驗、感受，都為外界審視這檔顛覆傳統審美經驗的真人秀節目提供了視角。《我是歌手》當然不是音樂行業的突破，但卻是電視綜藝節目的一次突圍。

　　1、讓每一首歌成為一個故事

　　任何一檔電視節目成功的前提都是優秀的創意，《我是歌手》也不例外。

　　與《中國達人秀》、《中國好聲音》等綜藝節目一樣，《我是歌手》也是引進版權的“復制品”。韓國MBC電視臺于2011年3月推出一檔節目，旋即爆紅。

　　《我是歌手》總導演洪濤說，他第一次看韓國原版節目時就流淚了，“他們唱的都是本民族語言的歌，沒字幕，聽不懂，但我還是被牢牢地抓住了。他們不編故事，而是采用電影制作的方式讓每一首歌成為一個故事，這樣一種電視面貌和敘述語言，在電視史上是全新的。”在他看來，“對音樂的真誠”成全了這檔節目。

　　在進行本土化制作時，洪濤團隊努力秉承這一點，緊緊圍繞“音樂”二字做文章。“大致我們會保證有一個是唱搖滾的，男女歌手的比例是四比三。有些人用‘過氣’形容這些參賽選手，我覺得不公平。我們應該尊重這些努力過的歌手。”《我是歌手》專家顧問、恒大音樂公司董事總經理宋柯說。

　　節目中，每一位歌手演唱時，熒屏左下角的字幕，除了歌曲的原唱、詞曲作者、編曲者，還有現場擔任伴奏的樂手的名字。這個小小的細節“驚”動了不少音樂圈里的人，用樂評人科爾沁夫的話說：“這是個不太被注意的小細節，以前從未做到過。這是對音樂的尊重。如果說有太多娛樂節目會讓人忘了歌手的身份；有太多選秀節目只把音樂當作一個手段，扮草根、編故事……那么，《我是歌手》遠離了這些。”

　　《我是歌手》的火爆程度，洪濤團隊之前根本沒料到。“我們的播出時間是冬季的后晚間時段，播出前的宣傳推廣也非常有限，為此我們還向臺里抱怨過。但沒想到，首期播出后，很多音樂人都在微博上刷屏，那時候我們就覺得有成功的先兆了。”

　　據媒體報道，《我是歌手》總決賽中將會出現33家廣告主的95條廣告。最高單條15秒廣告報價高達63萬元。有意思的是，這條廣告的買家居然是湖北廣電旗下的一家廣告公司，據說該公司打算用這個中標時段推介湖北衛視新推出的一檔大型節目。逼得同行付廣告費給自己，湖南衛視心里定是樂開了花。

　　洪濤覺得，正是網絡的二次傳播、口碑傳播，讓《我是歌手》越來越火，“大家樂于發表對音樂改編、高手對決的看法，一時間誕生了無數‘樂評人’。這恰好說明，觀眾對這檔節目的關注是在音樂上。”

　　在洪濤看來，長期以來純音樂類節目除了演唱會現場實錄，大多數都處于邊緣狀態，這就需要用強刺激的電視包裝手段來吸引觀眾的眼球，所以才誕生了火爆一時的平民選秀，繼而又有了像《我是歌手》這樣的明星PK。“《我是歌手》不只是一場場對決賽，我們把它做成了‘事件型的音樂’，從音樂中聽出故事，用講故事的手段包裝音樂，所以在節目中，除了演唱環節，還有幕后故事，有歌手的情緒，有專家顧問的點評……這些共同‘包裝’了音樂這個核心。”

　　2、“電視大片”的真實性追求

　　有了創意，如何最大限度地實現創意，最終決定著傳播效果。

　　“《我是歌手》是韓國綜藝節目第一次向國外輸出版權，沒什么制作寶典，我們基本是照著韓國的成片來做的。”《我是歌手》副導演洪嘯說。韓國版權方能夠提供的只是“現場探班”。他們兩次前往韓國，盯著看韓國人怎么操作，回來再研究、摸索。

　　《我是歌手》一期節目90分鐘，歌手們唱歌的時間只有半個小時左右，除此之外，就是“真人秀”。《我是歌手》現場光攝像機就有38臺，加上監控共有40多個機位，全景式拍攝，覆蓋后臺、舞臺、觀眾席，捕捉歌手、觀眾的一舉一動。

　　洪濤團隊將近300人，分成導演組、觀眾組、后期組等。有意思的是，還有個“編劇組”。“除了音樂表演外，你想表現什么？每期都要進行系統規劃，每個歌手身邊也要配一個編劇，負責和歌手助理、經紀人、場記溝通。”洪濤說。

　　一開始，《我是歌手》一期節目素材多達1000個小時，有的存在卡帶里，有的存在電腦系統里。“光是上傳素材，十幾臺機器同時工作，也要一兩個通宵才能傳完。我們的后期剪輯團隊有20多人，負責處理這些素材，第一期節目剪了15天，洪濤導演4個通宵沒睡覺，病倒了。”洪嘯說。

　　后來，慢慢摸出了門道，《我是歌手》的素材降到300個小時一期。“我們的拍攝、剪輯、制作都建立在科學、高效的生產方式上。以往從素材中找一個鏡頭，可能需要從頭到尾看一遍，現在不用，有專業的技術，比如要從一個小時的素材中找一句話，很快就能檢索出來。”即便如此，節目組的工作強度還是非常大的。韓國每期節目有兩周準備時間，而洪濤團隊只有一周。

　　《我是歌手》盡可能忠實于韓國原版，比如由競演歌手擔當主持人，于是便有了“zhi哥”胡海泉。“海泉有親和力，很會和人聊天，之前有過主持經歷，在歌壇也是承上啟下。本來我們計劃他和陳羽凡一人一期，后來全由他代勞了。”洪濤說。現場，胡海泉有節目組提供的提詞卡，但也經常臨場發揮。此外，在韓國《我是歌手》中，每位歌手都有一位知名笑星充當經紀人。“這一點我們做不到，所以就用了‘芒果’名嘴。”洪濤說。

　　綜而觀之，《我是歌手》的特點是高度濃縮、提純，還原現場真實感，用洪濤的話說，“鏡頭不準移花接木，節目不能插播掌聲，追求真實是這檔節目最大的特點，就像電視大片，最終呈現的每一幀鏡頭都極富含金量。”

　　關于這一點，《我是歌手》的專家顧問之一、詞作家甲丁頗為感慨。“我們的點評一般都要錄半個小時左右，后來我發現，真正播出時，剪得只剩下兩三句話。說實話我當時就挺生氣的，心想，我大老遠飛長沙去說半天話，結果給我剪得不剩幾句，我何苦啊，所以第二期我都不想去了。后來，他們節目組的人跟我解釋了很久。我一琢磨也想明白了，人家這樣做是對的，打個比喻，他們其實是把娛樂節目當新聞節目去做，通過大量的素材找到想要的新聞點，凸顯現場真實的記錄感，這是一種超前的電視手法。”

　　3、現場觀眾唯一福利是份盒飯

　　也許，這種真實感非身臨其境者不能真切感受。

　　“現場氛圍真的是不一樣，特別有感染力，你很容易就融進去了。通過電視播出來，效果是打了一些折扣的。”觀眾王琦說。《我是歌手》播出后，有網友質疑節目組請了觀眾托兒，尤其是最初出現了“哭泣姐”、“陶醉哥”、“表情帝”等。所以，王琦在親身體驗了一回之后，便開始極力為節目組“辯解”。

　　根據規則，《我是歌手》共有500名觀眾，也就是“知音聽審團”，他們的選擇直接決定歌手的去留。這些聽審團成員從十幾歲到50歲以上，每個年齡層各有100人，是通過金鷹網和114電話報名嚴格選出的。

　　年近五旬的王琦看了《我是歌手》之后，很想去體驗一回現場。她通過114電話報了名，“當時對方問了我一些問題，比如喜歡哪些歌手，喜歡什么樣的音樂，成為一名歌手應該具備哪些素質之類的，之后就說讓我等消息。”幾天后，節目組電話告知她可以參加《我是歌手》現場錄制。在預定了北京至長沙的高鐵票之后，節目組工作人員幾乎每天都來電問她是否已準備好行程，“他們生怕出點兒什么問題，并囑咐了一些注意事項，考慮得真是很仔細。”

　　參加《我是歌手》的觀眾，差旅費、住宿費全部自理，用王琦的話說：“唯一的福利是一份盒飯。”即便如此，她還是非常高興自己能夠入選，“也許是因為我的年齡優勢，報一次名就選上了。我到了現場之后，和其他觀眾聊天，很多都是年輕人，他們都是報了好幾期才選上的。”

　　王琦參加錄制的是《我是歌手》第三期節目。當天，所有觀眾評審都在下午四點前趕到現場，憑身份證領取號碼牌、紀念品（節目贊助商提供的一袋洗衣液）、流程圖以及晚餐卡等。隊伍排得老長，有些繁瑣，入場時間是晚上七點鐘。“同一個年齡段的人坐在一個方陣，越年輕的越靠前。”王琦記得自己坐在第九排，比較靠后了。

　　雖說僅僅享有一頓免費的盒飯，不過，想來參加《我是歌手》的人還是很多。洪濤說，錄第一期節目時有將近2千人報名，等到第十期，就有3萬4千人報名了。

　　根據規則，每位觀眾要在選票上寫下三位歌手的名字，寫多或寫少，都視作廢票。“通常說來，除了專家顧問團，歌手的經紀人也可以全程監票。有歌手的經紀人曾經質疑過票數，我們就把原始的投票拿出來供其查閱。”洪濤說。

　　4、《我是歌手》改變了什么？

　　如果不是迫于《中國好聲音》的壓力，《我是歌手》的突圍崛起，也許尚待時日。

　　洪濤說，湖南衛視的節目研發部門早在2011年就購買了《我是歌手》的版權，“2011年底和2012年初，兩次想過要做這個項目，但當時覺得，韓國音樂市場偏向偶像派歌手，邊緣化的實力派歌手沒機會展示，所以需要這樣一個舞臺。中國的情況卻不一樣，成名的歌手根本不缺演出平臺。”

　　2012年夏天，浙江衛視《中國好聲音》火遍全國，“中國好生意”的圖景越描越絢麗，各家電視臺都坐不住了，開始傾力“滅火”，《我是歌手》方案再度進入洪濤團隊的視線。經過和臺里其他三個團隊的競爭，洪濤團隊的制作方案最終中標，時值2012年10月。

　　“國內音樂類節目數量很多，但類型太少，《我是歌手》帶來一種全新的音樂類節目。”樂評人丁博說。從2004年《超級女聲》開始，“平民選秀”風潮愈演愈烈，草根夢想越來越濃，“百姓舞臺”越搭越多，然而，觀眾終有審美疲勞、心態麻木的那一天。此時，《我是歌手》的出現，堪稱“逆襲草根”，重新挑動起大眾的神經。

　　《我是歌手》選擇了一條精英化與專業化相結合的道路，參賽者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實力派歌手；現場的音響、燈光以及制作都堪稱頂級，展現了電視節目制作的高標準和精細化，這也造成了其他衛視的危機感，紛紛摩拳擦掌要在“大片模式”上一展身手。

　　甲丁甚至覺得，《我是歌手》讓他改變了對電視綜藝節目的習慣性認知。他第一次步入《我是歌手》錄制現場時，曾大為驚訝：“我見過太多包裝豪華的電視晚會節目了，一下子到了這個環境，真覺得不可思議，現場是那樣簡陋，舞臺是那樣簡單。其實，一直以來我們太習慣于奢華了，而這個舞臺沒有任何花里胡哨的包裝，純粹以音樂為內核，一切都從音樂這個本質出發，這是最可貴的。”

　　除了節目形態上的突破、創新，《我是歌手》也在改變著觀眾。《音樂周刊》主筆盧世偉記得，黃綺珊曾在節目中隨口說了一句：“哪有什么海豚音啊。”聽到這兒，他心頭微微一震，那一刻他突然意識到，這檔節目從某種意義上將成為音樂普及、提高觀眾音樂鑒賞能力的一個橋梁。“從黃綺珊最初帶給大家的驚喜，到后來很多人對她的‘討伐’，說她‘唱商’低，只會飆高音……其實都是在關注音樂本體問題。網絡上，專業觀眾用專業的眼光、標準來評判，而更多非專業觀眾在用和音樂毫不沾邊的詞匯來表達感受，不管怎樣，大家圍繞的核心都是音樂。”

　　毋庸置疑，《我是歌手》改變了歌手，這里不僅是指商演出場費的上揚。這樣一檔節目，這樣一種人生體驗，將歌手內心對音樂的熱愛以及為音樂之夢頑強拼搏的激情、韌性徹底“挖掘”出來，并無限放大。甲丁作為旁觀者感受到這一點：“對這些歌手來說，在這個場合，名利已經不重要，克服怕輸、怕丟人的心理障礙，展示對音樂的熱情以及對音樂的態度，才是最重要的。”

　　場外故事

　　“死磕”齊秦  “追擊”黃綺珊

　　《我是歌手》最出其不意的地方是把明星打回普通人的狀態。很多人覺得，《我是歌手》的競演歌手可能是拿錢“砸”來的。對此，洪濤坦然一笑：“絕對不是一商演價格，也不是統一的標準，是一個兩廂情愿的價格。”

　　這些歌壇“大咖”們究竟是如何被“忽悠”來的呢？洪濤說，他動用了在音樂圈幾十年的人脈關系，前前后后共向內地及港澳臺的100多名實力派歌手發出了英雄帖，“幾乎所有明星最開始的回復都是四個字‘絕無可能’。”拒絕的理由，一是覺得沒必要參加，再就是怕“掉價”。

　　無奈之下，節目組開始磨嘴皮子。“我們給他們看韓國原版節目，跟他們講，節目的核心是音樂，競賽和排位只是電視的一種包裝手段。我們擁有最好的音樂團隊，包括音樂總監梁翹柏；我們有30多人的現場伴奏，有電聲樂隊、弦樂、管樂……”洪濤說。

　　找齊秦，洪濤最初想通過他的經紀公司，對方斷然拒絕了，“根本沒讓我們接觸到齊秦本人”。公司還開了一個比平常商演還高的價格，企圖“嚇退”洪濤。后來，洪濤找到圈內好友張漫，她和齊秦也是好朋友。張漫力勸齊秦，可是齊秦一再強調：“讓我唱歌沒問題，但我就不用PK了吧？我可以做嘉賓。”后來，張漫又是“人情綁架”，又是“激將法”，終于說動了齊秦。

　　有了歌壇傳奇齊秦坐鎮，節目組終于有了信心，更有動力對其他歌手軟磨硬泡了。就說黃綺珊吧，可是洪濤千里“追擊”才請來的。

　　洪濤和黃綺珊很早就認識，知道黃綺珊唱功了得，“但她在電視上知名度幾乎是零”。他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在微博上和黃綺珊聯系。當時，黃綺珊正在新加坡讀書，沒有回應。2012年11月，得知黃綺珊回國，洪濤飛到北京“堵截”，撲空之后，又追著她飛到重慶老家，向她介紹《我是歌手》。

　　“看得出來，她對歌壇絕望了，但她內心對唱歌的熱愛沒有消失。不過，節目錄制時間和她的學業有沖突，而且，她讀的是神學院，在信仰和機會面前，她選擇了信仰，拒絕了我們。”洪濤說。

　　其實，他也擔心黃綺珊如今的歌唱狀態，于是表達了想聽她唱歌的意思。黃綺珊雖面露不悅，可還是和洪濤來到了KTV。“她唱了四首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不要告別》、《回家》、《剪愛》，實力絲毫不減當年。我當時就想，如果這個節目錯過她，將是個大損失。”

　　回到長沙，洪濤收到黃綺珊的回復，還是“不行”。不死心的他又找到一個黃綺珊曾經的“好姐妹”，“我不斷鼓動她，說‘先把黃綺珊騙來吧！讓她感覺一下這個舞臺，值不值得她來’。”最終，黃綺珊被說動了，因為要顧及學業，她只簽了兩期合同。

　　“第一次彩排，她一出場，從樂手到伴唱，幾乎都聽傻了——中國怎么會有唱得這么好的歌手？而她內心對唱歌的熱愛、激情，也被徹底喚回。她決定留在這個舞臺。”洪濤說。

　　鮮為人知的是，當初臺里對邀請黃綺珊幾乎全票反對，因為，沒有人了解她這個人和她的歌。正是洪濤的“執迷不悟”捧出了黃綺珊這枚“核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