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人，因為經歷過上山下鄉，對中國社會的變化有尤其深刻的感受和對比，我由衷地感覺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走過的３０年，中國不是沒有經歷風雨，不是沒有波瀾，但是中國正在加快追趕世界的步伐，在使１３億人的日子逐漸過得好起來，所以我覺得這３０年是中華民族發展最好的３０年。”談起改革開放的３０年，著名作家葉辛非常感慨。這當然也是葉辛人生最值得回憶的３０年，３０年中，他將自己對社會變化的觀察和思考寫進書中，《蹉跎歲月》、《孽債》等作品已經成為時代記憶的符號。在上海，剛剛參加完第七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的葉辛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記者（以下簡稱“記”）：改革開放之后，您是走進文學領域作家中，一位標志性的作家，當年有很多作家都寫到知青生活，但人們記憶最深刻的還是您的《蹉跎歲月》、《孽債》等作品。在您看來這些作品能夠具有很強吸引力的原因何在？
葉辛（以下簡稱“葉”）：這要從我的知青生活經歷說起。１９６９年３月３１日，我出發去貴州農村插隊。我記得當時坐上火車時，外面還穿著一件棉襖。“好兒女志在四方”，人人都這樣喊。喊的同時，我隱隱意識到：我們到農村去是扎根一輩子，不會再回來了。但那時更多的，是一腔熱情去接受再教育，相信我們應該能在農村廣闊的天地里大有作為。那時我們年輕、虔誠，也很狂熱，當然現在看來也有點盲目。但不能否認，知青生活讓我積累了大量的寫作素材。做知青期間，我有記日記的習慣，對農村中的一些大事小情觀察得非常細致。可以說，10年農村的生活在我的內心留下了深刻印記。
很多時候，生產隊會派我到貴陽出差，買打米機之類的農具。我就穿件破棉襖擠火車，沒有座位了，就席地而坐，和周圍的人一起聊聊天氣如何、收成如何。聊到天旱、洪水，我也會發愁，會想這青黃不接的日子大家都沒糧食吃了。當１０年下鄉結束，要回城工作時，我已經和許多農民一樣了。
所以說，１０年７個月的插隊生活教會我用農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這是我人生經歷中最大的一筆財富。我從小生活在上海，這１０年則使我熟悉了貧窮山鄉的生活，了解到中國農民的真正生活。也正是在這些日子里，我開始思考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這一代人的命運。這段經歷對我而言是彌足珍貴的。后來我在貴州的土地上成了作家，從鄉村的崎嶇小路走出來，這些都可以說是得益于１０年又７個月的農村生活。
再說我的小說創作。１９７８年，因為《收獲》雜志看上我寫的一篇小說，就讓我到上海來改一下。我住在當時的“作者宿舍”，一些老同志就問我在寫什么，我告訴他們我的想法后，他們并沒有對我的創作表示出太多的熱情。但我覺得，創作就是要從生活出發，我的生活就是插隊的生活，我只能從這些生活中尋找素材進行創作。結果，寫完之后，小說不僅在《收獲》上發表，還在中國人民廣播電臺上廣播，后來又拍成電視，這部小說就是《蹉跎歲月》。
記：其實，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您的“實事求是，從實際生活中尋找創作素材”的創作觀念就是得益于改革開放后的思想解放。
葉：的確如此。我覺得改革開放帶給我的是思想上的解放，讓我敢于這樣想和寫。那些老同志的擔心就在于他們還是以從前的觀念來看待寫作，所以得出會遙遙無期改下去，不會得到發表的結論。改革開放之后，我越來越覺得，好的作品是從真實生活中提煉出來的，不能打動人心，不能激起心靈震撼，絕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文學。
記：這種觀念也持續地貫徹在您的寫作中，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您對知青生活的觀察和思考也在前進。１９９１年，您的另一部引起轟動的作品《孽債》發表。這部作品由知青的生活，開始轉入知青下一代的生活，這一想法是怎樣產生的？
葉：《孽債》是我的第六本寫知青的長篇小說。之前，我已經寫了５本了，可以說對得起插隊的那段歲月了，就想讓自己的創作轉入到其他題材。于是，我創作了《家教》、《三年五載》等其它題材的農村小說。但之后，我又逐漸聽到當年的知青回城后發生的一些故事，比如很多知青離婚后孩子留在了農村，孩子長大后走進城里尋找父母，這當然不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但藝術的直覺告訴我，從這一題材中，可以透視這一代人的命運。
我常常說，插隊生活使我學會了用兩種目光觀察生活。一種是我經常用都市人的目光觀察偏遠的、古樸的、傳統的農村生活，看到那里有很多與城市不一樣的東西；而我也常常會用山里人的目光看待都市里的一切，并總能發現天天生活在都市里的人發現不了的東西。《孽債》正是我用兩種目光觀察生活的一個很具代表性的作品。這部小說之所以能打動人，是因為其中的很多角度、很多視點都是我用兩種目光觀照生活而產生的一種想象。這種眼光，帶給我反思的視角。有人問我“孽債”這兩個字的含義。我說，一層就是感情的債，再一層就是反映了一個時代給中國歷史欠下的債。能夠這樣寫，在以前也是不能想象的，只有改革開放后，我們解放思想，敢于面對感情，面對我們的人生和歷史后才有這樣的創作。
記：２００８年元旦，《孽債Ⅱ》正式出版，僅兩個多月時間就發行了２５萬冊，緊接著《孽債》也修訂重印。之前，《上海日記》也引起了很大反響。這兩部作品都寫到了知青的下一代在當下社會中的生存，這也說明您對這一題材一直懷有深厚的感情和敏銳的感受力。而且，從這些作品中，改革開放前后的時代對比更加強烈。
葉：寫知青下一代在當下社會的生活，是我在上世紀９０年代中期就開始產生的想法，一直隔了將近１０年我才提筆寫。實際上我一直在思考這個題材，也很留意觀察我孩子那一代人，當孩子的大學同學來我家做客時，我會有意識地跟他們聊天。我特別喜歡跟他們班上來的外省市的孩子聊一聊，聊的時候我就感覺到，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村子弟走進城市，成為城市的一分子，這反映了社會的變化。我插隊時，中國有１０億人口，９億是農民，我們現在是１３億人口，共８億農民，換句話說有５億是城里人，改革開放以來有４億人走進了都市。他們或者是來城市打工的農民工，或者是通過參軍轉業、上大學來到城市。
當然，一個農家子弟走進都市的過程，不是他脫下農民的裝束，換上一雙皮鞋就可以的。《上海日記》里面寫到一個細節，就是沈世杰的父親來拜訪到報社工作的全小良，全小良很自然地拿一次性的杯子給他倒了一杯大麥茶，但是老人喝完大麥茶以后，很舍不得丟掉這個一次性的杯子，全小良看他想要，又拿了一個沒有用過的一次性杯子給他帶在路上用。但是他還是很舍不得地望著那個被丟掉的杯子。為什么？千百年來，我們農民的觀念是很節儉的，他對城里人使用這個一次性的杯子很不習慣，就說明他在觀念上要經過一個很大的變化。
當然這也是一種危險的寫作。我為什么這樣說？這跟我的寫作習慣有關，因為我的以往作品寫的都是我同時代的人，我對他們相當熟悉。但是當我寫到這代人時，不能用我５０多歲人的眼光去寫２０多歲的年輕人，我必須從他們的角度出發，這也正是我取《上海日記》這樣一個書名的原因，也正是我必須要用日記體的形式來展示全小良內心世界的原因。
《孽債Ⅱ》、《上海日記》的創作也讓我感受到，我是不太同意知青文學已經沒落的說法。知青題材的東西，一旦調整了角度，還可能會有人寫，甚至我還可能去繼續寫這樣一個題材。文學題材只是作家的一個素材，作家是通過這堆素材，通過這些人物、故事來表現自己要表達的思想，這才是最關鍵的。
記：可以說，知青經歷給了您一種別具一格的觀察社會的眼光，從這一眼光中看到的改革開放也是獨特的。我想，您對在知青期間生活過的地方一定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吧？
葉：這３０年間，我也經常回到插隊的地方去看看。幾十年過去了，再回到那里時，我發現娃兒們衣服上的補丁少了，他們也能吃上白米飯了，但和外面日新月異的世界比起來，山鄉仍是貧窮的。２００４年，共青團貴州省委在全省發起了“春暉行動”，受到社會各界、專家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在獲悉“春暉行動”后，在一些企業的幫助下，我籌集了３５萬元在我當年當知青的修文縣久長鎮永興村砂鍋寨修建起了一所“春暉小學”。
當地政府非常支持，又撥款６０萬元修了一條路。當年我做知青的時候，當地老鄉就跟我說，什么時候馬車道變成柏油路就好了。現在，他們的愿望實現了，我很高興。學校建成后請我回去，當地老鄉送了我錦旗，對我說，我們會世世代代記著你。但在我看來他們更應該記住的是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