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紀實攝影家都有自己的專題和領域，對于海南省攝協主席黃一鳴來說，他最喜歡將鏡頭對準變革中的海南島，以及生活其中的蕓蕓眾生。與大陸隔海相望的地域特色、氣象萬千的自然環境、迅捷變化的社會生活，為黃一鳴提供了一個大平臺。隨著改革的春風，黃一鳴走遍了海南，始終堅定不移地向世人講述著屬于海南的改革故事，擔當起記錄海南時代變遷的使命。
黃一鳴是印尼歸僑的后代，他的長輩從印尼帶回來很多照片，經常會指著照片告訴他印尼是什么樣子，無形中在黃一鳴的內心播下了攝影的種子。“文革”時期，黃一鳴一家被打成特務，趕到偏僻的黎村苗寨。在苗寨生活的經歷讓他更加關注一些現實的深刻的東西，所以他才會如是說：“海南的自然風光很美，我也不是不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要記錄下社會和時代的變化。”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期，黃一鳴在地處偏遠、信息閉塞的海南摸索著開始了自己的攝影之路。１９８８年海南建省，黃一鳴進入《中國日報》駐海南記者站工作。工作上的便利，讓他的鏡頭幾乎囊括了海南建省以來的各個重大歷史事件。“拍什么，怎么拍，你想表達什么，關鍵是鏡頭后面的那一雙眼睛。”黃一鳴的攝影題材與風格都和他的攝影觀念密切相關。在他看來，紀實攝影與文學藝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他們關注的都是人。紀實攝影以文學色彩、歷史價值、文獻價值為內涵，因而最具生命力抑或歷史感最強，是人性的攝影。”正是這種對紀實攝影的深刻理解，黃一鳴賦予了自己作品一種文學性的表達。
１９８８年，黃一鳴在送報紙的途中無意間發現了一個工人騎著三輪車，車上放著一塊寫著“海南省人民政府”的牌子。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新聞線索。黃一鳴當即返回報社取相機，跟隨三輪車一直來到政府辦公所在地，全程記錄了海南建省掛牌的過程。在拍這樣的重大題材時，他更為關注的仍然是身處這個轉折時刻里平凡的個人。“正式的掛牌、剪彩我也會拍，這也是歷史的一面，但是歷史的另外一面，或許更有意味。”黃一鳴說。也正是這種對于蕓蕓眾生的態度，讓他鏡頭下的海南均以一種原生態的面貌呈現，真實得令人感動。
黃一鳴有一副作品《十萬人才過海峽》，是對當年海南建省之初人才流動情形的形象寫照，他用自己的眼和手留下了這一歷史時段從海邊到街頭的影像記錄，多年以后，他又拍過同樣的場景和同樣的人物，對比當年，黃一鳴感慨萬千。在他看來，攝影是一門現在時的藝術，既無法重現過去，也無法預見將來，不像文學或者繪畫，可以憑借回憶進行重構。事物總是在流逝的過程當中，紀實攝影的一大本能就是留下那些即將消逝的瞬間。
海南島由漁村走向城市化的過程，時間之短，速度之快，必然會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社會現象，好的壞的都在發生。黃一鳴告訴記者，在建省辦特區、從閉塞落后走向開放現代的海南，變化的不只是物質條件，人們的情感、心理的變化或許更加值得注意。為此，他的鏡頭里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轉變中的海南，充滿了矛盾，有血淚也有歡笑，有傷感也有希望。
在拍攝中，黃一鳴既記錄大的歷史事件，也記錄平凡小事。在聚焦摩天大樓的矗立、高速公路的拓展、交通工具的更新、商品時尚的流行之外，黃一鳴花費了相當多的精力把握市場經濟風雨中海南人的靈魂和人性、心理的變異。他用對比手段強調了變化所帶來的困惑與希望。《洋浦人》、《打工族》、《拆遷戶》、《城鄉之間》、《電腦時代》等作品，深刻反映了海南經濟轉軌過程中人們的懸浮狀態和心理困惑。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海南房地產泡沫破裂，圍繞海南半拉子工程，黃一鳴冒著生命危險拍攝完成了《黑白海南》。有評論家說，準確地把握時代經濟生活的脈搏，是黃一鳴有別于其他攝影家的一個標志。
在拍攝過程中，黃一鳴注重用一種平等的、同情的、理解的方式去看待拍攝對象，把自己融入拍攝的題材和對象當中去。攝影的目的不在于翻拍生活，而是從客觀的生活、主觀的情感上接近對象，把自己的內心感受真實地傳達給讀者。在拍攝瓊州海峽的時候，黃一鳴不是拿起相機就去搶拍，而是先做調查了解，和來往船只上的人混熟，和一些游人也很快能夠攀上話。這樣，每次乘輪渡往返的時候就可以慢慢再拍，照相機都是公開拿出來的，別人也知道，很少拒絕。
在迎來改革開放３０周年之際，黃一鳴沒有停下自己前進的腳步。對他來說，所有跟海南相關的題材都是他感興趣的，但他最關注的還是海南建省以來所發生的嬗變。“這種題材怎么拍都拍不完，要把這個專題拍透拍深，還得有十年磨一劍的精神！”也正是這種十年磨一劍的精神，讓他留下了一系列關于海南的照片，而海南的變與不變也就留在了這些按照時序排列的影像當中。
為什么要執著地從事攝影工作？黃一鳴在很久以前就曾經這樣說道：“無愧于時代，無愧于生我養我的這片土地，無愧于上帝給我的短暫的生命。”這也許是他以記錄海南變革歷史為己任的使命意識最深層的動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