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自己始終以一個熱血青年的面貌出現在中國文壇，總是希望和國家、民族拉到一起，總是要參與變革。”這是作家陸天明對自己的期望，也是他30年文藝人生或者前半生的總結。胸懷理想而又緊貼現實，滿腔熱血而又不偏不移，緊跟時代而又不隨波逐流，通過小說、電視劇、博客，關注時代變遷、國計民生，遇不合理的事常要出來說幾句喊幾聲，３０年來，有太多評價伴隨著陸天明個人和他的創作。可以說，不斷調整自己的藝術狀態以參與改革，他的創作典型地反映了中國傳統士人情懷在新時期的發揚。近日，他為深圳改革開放３０年寫的３０集電視劇《命運》正在緊張拍攝中，同名小說也于日前出版。
記者：您這一代人的成長和共和國的成長幾乎是同步的，國家與時代的變化，都會在您的身上烙下深深的印痕，并激發您在創作上做出反應。您如何評價改革開放３０年對您人生和創作的影響？
陸天明：我們這代人，生在解放前，長在紅旗下，效力、成熟于改革開放年代。我對這30年的體會是刻骨銘心的。我們這代人基本上是抱著對革命、對社會主義、對人民一往情深的感情走上社會的。年輕時可說是熱血青年，滿懷理想，并用我們的血淚和青春，來鑄造這個理想。我兩次上山下鄉，第一次到安徽農村，第二次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我在新疆待了１２個年頭，很難想象那種艱苦。理想和現實的矛盾發生著碰撞，給我們帶來很多困惑。我們抱著滿腔熱血為建設國家付出很多努力，可為什么搞不好呢？為什么一直那么窮呢？后來小平同志復出，說要改革開放，我覺得這個特別實。在基層生活十幾年，我感覺中國已處在一個必須做出最后選擇的關口。無論你說得多么好聽，唱得多么動情，發展最終還是要落實在老百姓的飯碗里、落實到老百姓的身上和心坎里。生活教育了我，必須以人民的視角，以人民的感覺來感受、判斷這個世界。
記者：改革開放最初給您的感受是怎樣的？
陸天明：改革開放后，漸漸可以看到以前根本不讓接觸的許多書籍，了解到很多全新的觀點。原先聽鄧麗君的歌，得把窗簾拉緊了，不想讓人家知道，一方面覺得怎么可以這樣唱歌呢，怎么可以唱這種歌呢，另一方面心里又說這個很好聽啊。那是一種要擺脫舊的，又不愿意完全接受新東西，但本能上又覺得這些新東西是完全符合人性的狀態。改革開放后，很多思潮涌入，幾乎起到了推動歷史的作用。中國的作家、藝術家的人性得到了極大的解放，他們可以從各種角度去想、去感受，去把自己心靈中的各種潛能都發揮出來，這種迸發就跟火山爆發或造地運動一樣，每天都出現一個湖泊，出現一個大海，形成一個地貌。雖然是整天轟隆隆的動蕩不定，但總是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突破，這個局面是非常好的。
記者：這３０年來的文學藝術也在隨著時代的轉型不斷變化，在這其中您的狀態怎樣？
陸天明：在改革之中，我用了１０年時間重新找回自我，寫了兩部比較典型的、具有自我風格的小說：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陽》，通過小說我回顧歷史，回顧我們這一代人怎么失去自我的。中國曾經有過一個忽略人性、忽略自我、忽略人本的痛苦年代，我要總結一下，尋找根源。第二部是《泥日》，這部書我寫了整整3年，四易其稿，在《收獲》上連續兩期發表。我還創作了兩部中篇。這些小說在當時的文學圈里面有一定的影響。這時候我覺得找到自我了，確立了自己的創作風格。
但是逐漸地我感覺到有問題了，當我們擁有自我以后，這個自我怎么發展，尤其是藝術創作中的自我怎么去發展？并不是說所有的自我都是適合于文學藝術創作的，必須要問擁有的是什么自我，自我要向什么方向發展？一段時間里我忽略了這個問題。
因為北京電視臺拍的《渴望》、《北京人在紐約》等現實題材電視劇的轟動，中央電視臺也決定上馬現實題材電視劇，編劇任務交給了我。于是我寫了反腐題材《蒼天在上》，沒怎么考慮藝術，就是想為時代、為老百姓跳出來吶喊一聲。我以前是寫純文學的，劇本寫了5個半月，弄得很沉重。領導批評說，電視劇要好看，一定要照顧到觀眾的口味。這在現在看來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當時，藝術創作要照顧讀者和觀眾的口味，也是一個革新，在藝術圈里往往是要受批判的。劇本完成后，又討論了5個月。這是中央電視臺第一次搞反腐的題材，是歷史上第一次把共和國的一個副省長寫成了混蛋。過去把村黨支部書記寫成混蛋都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把一個副省長寫成混蛋，這還了得？拍不拍，腐敗要不要寫到副省級，市委書記能不能有點毛病，一號英雄人物最后能不能有一個不好的下場？討論來討論去，非常折磨人。最后終于上馬，戲播出后，受到了空前的歡迎，收視率最高的時候達到了３９％。播這個戲的一個月里，片尾曲一結束，我家的電話就一直響，認識的不認識的，不知道怎么搞到我的電話的，打進來跟我討論劇情，表示祝賀或擔心。第二天上班，辦公室里，公交車上，商店內外，到處都能聽到對該劇前一晚劇情的議論。
這件事情給我非常大的教育。我們得到自我了，那這個自我干什么，是只守著小我、心中的藝術，還是真正為了時代、民族，為了歷史的進步，為了人民的需要？當我們拿出自我為人民稍稍服務了一下，人民就給予這么高的評價。《蒼天在上》讓我名聲遠揚，我寫了那么多小說，很多小說評論家贊不絕口，但是沒有影響到我的國家、我的民族、我的可愛的人民，老百姓并不知道我。一部《蒼天在上》，有那么多的毛病，但卻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完全傻了，怎么會這樣子呢？
記者：這導致您的文學觀念又產生了一次變革？
陸天明：這對我的文學觀念，對我的做人產生了根本的沖擊。我并不在乎名聲，寫電視劇在當時也只有很低的稿酬。這次經歷告訴我，一個真正的作家、藝術家，應該怎么做。尤其在大變革的年代，中國正在發生一場大變革并將決定十幾億人生活的時代，我們是推動變革還是守著自己可憐蒼白的藝術，自命不凡地去搞小我的東西，我覺得《蒼天在上》非常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我們要發揮作用，和人民在一起，和國家在一起，尤其要和偉大的變革緊緊結合在一起，衷心地為他們服務。
《蒼天在上》效果良好，許多人求我寫續集，我沒有寫。我們要轟動，要讓人民接受，受人民歡迎，但不搞商業行為。我是真心把它當藝術的。五年以后，對反腐敗的新認識使我寫了《大雪無痕》，但我依舊沒有因為它的熱播和獲得各種大獎而寫續集。過了兩三年以后，又寫了《省委書記》。同時我還創作純文學，兩把“刷子”同時在用著。讓自己的創作和人民、和時代的改革緊緊擰在一起，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回歸。這兩年我一直在講，藝術家、文學家在實現回歸到自我、本我、真我，回歸到真文學以后，還要有一次回歸，即帶著你的藝術，帶著你的自我，和人民、時代、現實結合起來，推動歷史向前發展。這個階段我覺得自己有了第二次回歸，同時我又發現問題了，在回歸大眾、回歸現實以后，仍不能忘記自己是在搞文學藝術，不是在搞宣傳。奉獻給讀者和觀眾的一定是藝術品，這一點非常重要。
第三個十年，我就希望把這兩條路結合起來，非常文學又非常好看，非常深刻又非常通俗，充滿著歷史的厚度和時代的廣度，又有自己獨特個性的魅力。所以我嘗試寫了《高緯度顫栗》，同樣是寫反腐敗，它的價值判斷和社會結論是新的。它看起來好像是很通俗的偵破劇，但很多人告訴我這個戲寫得很深刻。我希望再用幾年時間把這幾個“非常”結合得更好。我覺得這也是面對歷史負責任，面對人民負責任的態度。
記者：我的感覺是從《蒼天在上》經《大雪無痕》、《省委書記》到《高緯度顫栗》，表面上都是反腐敗題材，但實際上是您對改革現實里一些深層次矛盾的掘進式思索，現在的《命運》是不是對改革思考的延續和新的掘進？
陸天明：我本來沒有寫作《命運》這個安排。在《高緯度顫栗》之后，我準備寫一個中國三部曲。我們這３０年的改革也是一場偉大的戰爭，它真正改變了13億人的命運，但正面寫它的東西還太少。所以中國三部曲就準備寫這３０年。我要考慮這３０年對中國人和中國的命運帶來的影響、變異、振蕩。在《蒼天在上》里我認為是人本身出了問題，到《大雪無痕》我就認為，不能僅僅怪人，我們很多必須變的體制沒有變，不好的體制也會導致人的變異；到了《高緯度顫栗》，我又認識到反腐敗的問題不僅僅是執政者、腐敗者要考慮的，反腐敗也罷，改造中國也罷，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如果大家不把擔子承擔起來，那中國仍然變不好。
記者：近似于魯迅先生的改造國民性，革命的成功需要國民性的改造，改革的成功，也同樣如此。
陸天明：的確這樣，《藥》里面蘸血的饅頭，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類似的問題我覺得在今天也存在著。中國三部曲怎么表現，我正在籌備。這時深圳市委要寫一部反映改革開放３０年的電視劇，我接下了這個任務。一方面，我覺得這么一場偉大的沒有硝煙的戰斗應該正面大力來寫，這是個挑戰；另一方面，我也可以為中國三部曲做準備，接觸第一線的很多人和事。這部作品開始本來想反映深圳的３０年，最后只寫到１９９２年。從鄧小平寫到打工者，從中央各部門寫到深圳市委市政府，各行各業各種歷史基本寫全。在深圳采訪過程中，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我覺得，中國有３０年后的今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確確實實有這樣一批共產黨人，這樣一批中國老百姓，這樣一批精英分子，有思想、有才干、有膽略，要把中國推向前進。這個過程非常曲折、非常困難。我用了兩年時間創作文學本子，后來的劇本又圍繞要不要用深圳真名，主角能不能是市委書記，小平同志能不能與虛構的主角放一起等問題，爭論了很長時間。劇本完成后我心力交瘁，大病一場，高燒7天。很多人看完劇本都哭了，《命運》一書在出版過程中，編輯人員也都哭了。所以我對這個戲效果很有信心。
記者：您不像一般的作家，滿足一個小圈子，或者閉門寫作，您除了寫作大部頭的作品還通過博客這種新的網絡平臺，針對社會現實發言，您認為網絡對我們社會有哪些作用？
陸天明：我們正在進行改革的深化，有很多事情，最需要人民監督。我的《高緯度顫栗》寫的就是老百姓不吭氣的話，政府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覺得人民監督是解決我們中國許多問題的根本。在全民監督方面，我特別看重網絡。我覺得網絡在中國的當下功德無量。網民雖然良莠不齊，魚龍混雜，我在網上經常被扔板磚，挨打、挨罵，但我仍然認為網絡很好。為什么？它可以讓很多老百姓無處可說的可以去說，無處可發泄的可以發泄，這個表達一旦積攢起來就不得了，就會成為改變現實、維護正義的力量。當然現在網絡還是有很大的弊病，還要探索怎么管理。
記者：您在作家當中是屬于勇于擔當、敢于說話的。
陸天明：我寫了一個文學30年的代序，我說我經常捫心自問，天明你變了嗎？我說必須變，應該變，但是我還沒有變，我覺得我希望自己始終以一個熱血青年的面貌出現在中國文壇。這和我這代人的經歷有關，總是希望和國家、民族拉到一起，總是要參與變革。費孝通先生留下四個字：“文化擔當。”從人類的發展史來看，人還是人，社會還是社會，基本規律、基本法則還在，還是需要責任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