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鍥是我國改革開放以后活躍的作家之一。１９８０年，他的長篇報告文學《熱流》在《當代》雜志發表，作品以河南省為窗口，描寫了當時在中華大地涌動著的改革熱流。不久，這篇報告文學又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廣泛關注。之后，張鍥又以在河南的采訪經歷為素材，創作了長篇小說《改革者》，通過揭示當時工業戰線一系列矛盾沖突，對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作了深入的思考。“改革開放解除了政治上的束縛，全國進入了一個如火如荼的火紅年代，各方面都呈現出生機勃勃的嶄新局面。回想起來，我從‘四人幫’粉碎之日起，在文藝創作上也進入了一個新境界，多年來被壓抑的創作熱情開始噴發了出來。”穿越３０年的時光隧道回顧當年的創作，張鍥依然有些激動。
張鍥是從學習戲劇和電影劇本創作正式走上文藝崗位的。上世紀６０年代末期，張鍥被調到蚌埠市文化部門參加地方戲的編寫工作。后來創作演出了梆子戲《小廠大路》，在赴省里演出后獲得了成功。北京電影制片廠知道這個消息后派了專人前往觀摩。在時任省創作研究室主任、電影劇作家魯彥周的極力推薦下，張鍥和另外兩位劇作者被借調來京，繼續修改劇本。但因大環境等因素影響，一直沒有修改成功。“四人幫”被打倒以后，張鍥和全國人民一道迎來了解放。１９７７年，張鍥又回到北京，安下心來認真學習戲劇創作，繼續修改《小廠大路》這一一直沒有完成的電影劇本，修改完畢并把它定名為《寬廣的道路》，交給電影廠打印室打印。這時他的工作環境也有了變化，先是從北影轉移到中央實驗話劇院，又從話劇院轉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在這幾個藝術團體里過了幾年動蕩不定的流浪生活，也有機會向一些著名藝術家們進一步學習文藝創作。
１９８０年，張鍥應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志的約請，以他們的特約記者身份深入河南，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幾乎跑遍了中州大地，寫了反映河南改革開放大好形勢的長篇報告文學《熱流》。這部長篇報告文學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后，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張鍥談起當年的創作，往事歷歷在目：“那個時候提到河南就三句話，一個是古，古城、古跡；第二個是土，土得掉渣；第三個是苦，河南的苦那是出名的。改革初期，河南的情況比較復雜，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所以《當代》選擇河南作為反映改革初期社會狀況的一個窗口。作為《當代》雜志的特約記者，在采訪《熱流》的當事人和事件發生的背景情況時，我曾經和河南省委的一些負責同志同吃同住了兩個來月，他們當中包括中共河南省委書記段君毅同志、省委常務書記劉杰同志以及省委副書記王樹成同志、喬明甫同志和省委副書記兼鄭州市第一書記李寶光同志，他們那時都剛剛從全國各地調到河南，還沒有在河南安定下來，一同聚集在省委第二招待所住宿，并在小會堂里吃飯。我最初采訪的主要對象是王樹成同志，也在第二招待所內和其他負責同志吃住在一起。那兩個來月令我永生難忘。白天我跟著王樹成同志幾乎跑遍了中州大地，到了晚上，這些負責同志都紛紛從各地返回鄭州。雖然我是從北京趕去的記者，但沒有人把我當成陌生的外人，我們在一起幾乎無話不談。他們談自己過去的戰斗經歷，談‘四人幫’對他們的殘酷迫害，談他們各自對振興河南的雄心壯志和宏偉計劃，慷慨激昂、意氣風發，有時談到動情處，還止不住頓足長嘆，淚落如雨，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和這些黨的高級干部交結為忘年知己，并創作出長篇報告文學《熱流》。”
完成《熱流》回到北京之后，張鍥不止一次地和文學界朋友回憶起在河南的那段經歷，聽到的人都說十分難得，鼓勵他趕快把它們寫出來。因為素材很多，張鍥覺得一篇報告文學很難容納得下，所以就想著要寫一部長篇小說。“這件事我想了很久很久，在同志們的鼓勵下，就一鼓作氣地動起筆來。那時我借住在中央實驗話劇院芳草地一間平房里，室內面積很小，總共只有六七平方米，很難安頓下一張書桌、一張床和一大堆稿紙。有一次我的朋友賀捷生和她的丈夫來看望我，見到那種情況，就通過關系在基建工程兵部隊找了一個住處，讓我安下身。我就在那突擊了90來天。因為沒有寫過長篇小說，所以改了又改，單是第一章，就改了十多遍，最后從兩萬多字，壓成了七千字，費盡了吃奶力氣，好不容易啃了個初稿出來。”
當時因為《熱流》在社會上造成了廣泛影響，張鍥在創作上正處于受人關注的高潮之中，聽說他又寫了部長篇小說，文學界的同志傳來傳去，最后傳到了童大林同志那里。童大林當時在中南海里面的一個部門工作，便把張鍥約請到中南海里開了個座談會，會議上對他那部還不成熟的小說稿，做出充分肯定。消息不脛而走，當時在中國青年報社工作的顧志成最先獲知了消息，她找到張鍥拿去原稿，在《中國青年報》上用將近兩個月的寶貴版面將《改革者》全文連載。張鍥說，如今過去了二十幾年了，還有人記得那部長篇小說，主要是因為看過《中國青年報》連載的緣故。在此期間，中國作協副主席、文藝界的權威人士馮牧也關注了這件事情，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關于《改革者》的評論文章《一部引人思考的作品——讀長篇小說〈改革者〉》，就當時評論界對《改革者》的質疑，逐一加以反駁，也進一步為這部小說擴大了影響。
在長篇小說《改革者》中，張鍥通過省委書記陳春柱等改革者的形象塑造，充分展現了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發展中的重大矛盾，真實地再現了改革開放初期工業戰線上的斗爭生活和各種人物的思想面貌，一舉獲得了《當代》文學獎。近３０年后重新審視這部作品，張鍥這樣評價：“關于《改革者》，在一段時間內，報紙和刊物上曾發表過不少評介文章。對于許多前輩和同輩朋友給予我的鼓勵，我是很感激的。如果說，《改革者》在藝術上還多少有些可取之處，我覺得主要是寫了陳春柱、陳潁和‘鈕一把’等幾個較為可信的人物，特別是較真實地寫了我們黨的一位高級干部、省委書記陳春柱的內心矛盾、痛苦甚至是自我反省的思想斗爭過程。這些就我個人的創作來說，無疑是有了點小小突破。”
由于創作上的突出成就，1984年張鍥從安徽被調到北京，擔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上任后，他主動把最瑣碎的行政和后勤管理工作承擔下來。同時，有感于很多老作家生活清苦，他就想為作家辦些實事，于是想到了辦一個文學基金會。他夢想在全國一些風景優美的地方建造一個個為文學家們提供休息、療養和創作條件的“創作之家”，想要設立一項世界性的華人文學大獎；想為文學界創建一批有著穩定收入的經濟實體，增強自身的造血功能，減輕政府負擔……
在沒有一個人、一分錢、一寸地的情況下，張鍥憑著為作家辦實事、繁榮中國文化事業的熱情開始到處奔走。黨和政府非常關心支持基金會的籌建，萬里親自出面擔任基金會的名譽會長，巴金擔任會長。不久，在這些享有崇高社會聲望和強大號召力的老革命和社會知名人士的影響下，基金會得到了霍英東、馬萬祺、于元平、莊重文等各界名流的支持，他們不但同意出任基金會副會長或顧問，還慷慨捐贈，為基金會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1986年6月，在張鍥的努力下，中華文學基金會成立了。為了讓基金會增強“造血”功能，張鍥又先后主導創辦了北京文采閣、安徽文采大廈、中國文采聲像公司、中國文采實業總公司、深圳創作之家等具有一定經濟實力和固定資產的福利性經濟實體。20多年來，中華文學基金會為作家出書，提供看病、生活困難補助，修建創作之家、設立各種文學獎等等一共支出了數千萬元的資金，為繁榮文藝做出了重要貢獻。
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南奔北走、居無定所，到后來為建立中華文學基金會東跑西顛、費盡心血，這些雖然辛苦，但回想起來，張鍥依然覺得這是一段珍貴的經歷：“雖然還沒有什么突出成就，但在這個火紅的年代里，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我對祖國和個人的未來，都充滿信心，認為總算趕上一個好的時代，一心一意想用創作上的成績，來報效祖國，報效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