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第一次近距離將我點燃，是在長春電影制片廠那個炎熱的夏天。１９８７年８月２５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在廣電部部長艾知生的陪同下，與長影的創作干部座談。當他知道長影正在創作反映第一汽車制造廠“換型改造”的電影《解放》和表現石油工人海上鉆井的《男兒要遠行》時，非常激動地說：“《解放》、《男兒要遠行》這都很好，因為一個民族要振興，一個國家要興旺，必須有一種反映時代的、能夠凝聚千百萬人的精神力量，得有精神支柱。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應該有這樣的東西，在這個方面我們確實還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希望能夠看到反映我們時代的、鼓舞我們人民的、能夠把十億人民凝聚起來的作品。”
主旋律像一盞燈，頓時照亮了我案頭的劇本《解放》。當一汽遭遇市場沖擊，２６０００輛汽車賣不出去，７億資金不能流通時，一汽陷入３０年來最困難的境地。面對競爭危機和新技術革命的挑戰，一汽在中國北部擺下了決定命運的換型改造“大決戰”，與發達國家爭市場、比才智，十里車城拉響改革的汽笛。我迅速投入一汽，在沸騰的車間、在攻關的研究所、在忙碌的廠部，我都被一汽人改革的激情所感染。我在《解放》劇本里刻畫主人公知難而進的改革意志，塑造了一位叱咤風云的企業家形象。
記得在黨的十三大會議期間，胡啟立同志還向長影廠的十三大代表趙實同志問起《解放》電影拍攝進展情況。后來，這部影片在國有企業職工中反響強烈，獲得了國家的政府獎。
主旋律像燈塔一樣，從此照耀著我的編劇航向。為追求“能夠凝聚千百萬人的一種精神力量”，我用一年時間創作《蔣筑英》劇本，采訪了６０多人，深深地被中年科學家蔣筑英“一根蠟燭兩頭點”的奉獻精神所感動。蔣筑英的形象走上了銀幕，他彈奏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時代主調來，影響了無數觀眾。這部電影獲得政府華表獎最佳影片獎，我也因此獲得了華表獎和金雞獎最佳編劇獎。為表現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我投身到長白山區農村，通過寫干部下鄉扶貧，“改造了一個官僚，重塑了一個公仆”的故事，彌合了干群之間的裂痕。《留村察看》受到了農民觀眾的喜歡。緊接著參加《孔繁森》的電影創作，在反腐倡廉的呼聲中，觀眾把擁戴人民好干部的目光投向阿里高原的孔繁森。
“主旋律”是改革時代的口號，由中國電影界率先打出，經過創作的實踐和群眾的檢驗，成為弘揚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代用詞，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先進文化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和強大號召力。特別是１９９６年長沙電影工作會議，提出了精品戰略工程，對于反映時代主旋律，要求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我更加意識到主旋律不僅是社會責任，而且要求社會效果和社會效益。
主旋律首先要符合藝術規律，更要適應市場規律。《離開雷鋒的日子》是我在全民開展精神文明建設之際的劇作。這部電影取得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專家滿意、領導滿意、群眾滿意，體現并凝聚了千百萬人的一種精神力量。僅在北京就有１８５萬人次走進影院，至今依然保持北京市最高上座人次紀錄。我們是人口大國，觀眾是多層面的，審美需求必然多樣，主旋律電影自有屬于它的市場份額。
我在創作主旋律，主旋律也在改造我。面對網絡信息爆炸的時代，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不想再走深入生活的老路。然而，主旋律的創作沒有妙法靈招，沒有捷徑后門，只有與時代同步，到群眾中去，貼近生活，才能感受社會的變化，傾聽大眾的呼聲，才能捕捉時代的旋律。創作的源頭活水在基層。當我走進少年犯管教所，看到那么多的獨生子女犯罪坐監，一位從事教育、感化、挽救工作的“法官媽媽”出現在我面前，她就是北京市海淀法院少年法庭的女法官尚秀云。為創作《法官媽媽》，我跟她辦案，隨她家訪。《法官媽媽》走上銀幕，在校園，在家庭，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國際電影交流中，中國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先進法理觀念，贏得了普遍稱贊；我去新疆、到延邊，創作一個救助烈士遺孤的故事，電影《良心》將新疆與延邊以民族團結之情連在一起，這個感人淚下的故事，僅在上海票房就創下４０７萬元；我去內蒙編劇的《生死牛玉儒》，廣東省電影公司用２８萬買下版權，發行收入５００多萬元。在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中，這部電影直接發揮了作用。由群眾投票評選為大眾電影百花獎；《一個人的奧林匹克》再現劉長春單刀赴會的故事，在北京奧運期間，７６年前為中國敲開奧運大門的劉長春復活在銀幕上，歷史的足跡和今天民族復興的腳步疊印在一起，成為能夠凝聚千百萬人的一種精神力量，激蕩著每個中國人的民族情懷。
在堅持主旋律的創作中，我付出艱辛，也讓我嘗到莫大的甜頭。這甜頭不是獲得兩次金雞獎最佳編劇獎，也不是多次得到“五個一工程”獎，而是我的社會責任感收獲了社會效果，那就是觀眾對影片由衷的感動。在中國人大附中讀高三的學生肖迪，他的媽媽花２４０元在廣安門影院買了《生死牛玉儒》一個晚場的票，由父母、外公、外婆等家人陪著他觀看。在當下人們面對多元文化消費的娛樂大潮中，竟然有一家１２口人，陪高考的學生走進影院去瞻仰一個高尚的靈魂。后來這個學生考進了北大，我為之感動、為之欣慰。至今，我銘記影評家肖爾斯的話：“即使《蔣筑英》電影只有一個人看，也比那些打打殺殺的影片擁有眾多觀眾更有價值。岳母只給岳飛一個人刺上‘精忠報國’，岳飛卻帶起了千軍萬馬。從長遠的意義來看，一部電影的社會效益比經濟效益更重要。”當下國門開放，各種文化涌來，刺激的、麻痹的、消沉的，特別是一些帶有娛樂色彩的“精神搖頭丸”，不斷地滲透在青少年間，麻醉人民的理想，消磨人們的意志。我們無法禁止各種各樣的花兒競開，各種鳥兒的鳴叫，但是，一個有社會責任的作家清楚地知道，百花齊放，牡丹為魁；百鳥爭鳴，鳳凰領唱。主旋律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精神之炬。
我無法概括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電影在競爭中發展的全貌，只能從一個時代的口號對我一個編劇的影響，把個人的藝術追求融入國家發展的洪流中，以“引人入勝，動人心弦，發人深省”的藝術境界，糾正那些歧視主旋律是“政治的傳聲筒”的偏見。從１９８７年編劇《解放》始，到《蔣筑英》、《孔繁森》、《離開雷鋒的日子》、《留村察看》、《陸軍見習官》、《我只流三次淚》、《良心》、《共和國之旗》、《法官媽媽》、《生死牛玉儒》、《一個人的奧林匹克》……一個個人物形象排列在銀幕上，將組合出我對這個時代的深情寫照。
我身處改革年代，感受了時代的溫度。一個向前發展奮爭的民族，需要進步的鼓聲，需要照亮心靈的陽光，需要能夠凝聚千百萬人的一種精神力量。主旋律像燈塔一樣，依然照耀著我劇作的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