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安徽省社科院文學所所長錢念孫是改革開放３０年里成長起來的人文社科學者，他因此對肇端于皖東農村大地的改革一直保持學術興趣，希冀理清其深層的歷史原因。十年前，他走出書齋，深入皖東大地，閱檔案，訪當事人，寫出《起點——中國農村改革發端紀實》，獲得全國“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圖書獎”等多個獎項。十年后，除了學術職務之外，錢念孫身上還有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民盟安徽省委副主委等社會職務，對于社會公共文化建設有更深入和廣闊的參與，這讓他對３０年前農民的破冰之旅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日前，他根據十年前著作修訂的新書《龍抬頭——“大包干”的前前后后》出版，對當年皖東“大包干”的前因后果作了更全面的梳理。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錢念孫并未僅僅停留于對當年大變革的肯定，更表達了對改革進一步的思慮和展望。
記者：作為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您對于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所走過的每一步當有切身的體會。您的研究歷程其實也反映了這30年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歷程。除了做好文學研究之外，您還深入地對改革起點進行了理性梳理。您覺得３０年前皖東大地農民自發的行動對于中國之后30年的意義在哪里？
錢念孫：我曾經提出這樣的問題：改革開放３０年給你個人感受最深刻的變化是什么？改革開放３０年我們社會最根本的變化是什么？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解決了溫飽即吃飯問題；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是：實現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而恰恰在這兩個問題上，以“大包干”為特點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打破了過去的社會生產體制，開啟了改革發展的新時代。
“大包干”之前，農民餓肚子，大規模外出逃荒乞討，“大包干”之后糧食迅即大豐收。地還是那片地，環境還是那樣的環境，但為什么會有這樣巨大的變化？關鍵是制度的變化釋放了人的巨大潛能。過去在人民公社時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種什么，怎么種，都不能由自己支配。“大包干”則是“保證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就是自己的”。追求、保護個人利益是人恒久的本性。而計劃經濟體制與人的本性相違背，它束縛了人的創造性、積極性，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制度、社會體制的運轉艱難。市場經濟追求效率與公平。“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實際上包含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深層因子，對整個國家改變命運影響深遠。它首先解決了人的吃飯問題，解決了溫飽才有其它的變化。另外，它也包含著經濟體制和社會價值觀的轉變。我們今天被視為常識的講究效率、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等等價值觀，在改革開放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但這些在“大包干”上體現出來了：最起碼通過個人合法的勞動，使個人擁有財富是合理的。因此“大包干”內在地包含了價值觀的轉變，也包含了30年來我們國家大的社會體制的轉變。所以鄧小平說我們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大包干的意義就在這里。這一歷史巨變的起點，就是江淮兒女率先在全國實行的農村改革。以家庭聯產承包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在打破過去舊體制的同時，孕育了市場經濟新體制的誕生；在擺脫貧窮落后困境的同時，為我們開辟了強國富民之道。今天，我們享受著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回首３０年前改革起步階段的艱辛探索，分外感受到當年農村改革首破禁區、開拓新境的可貴，其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將永遠彪炳史冊。
記者：您的這本書是我目前接觸到的記錄30年前農村改革破冰行動最為全面的一本，前前后后、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把安徽農民迫于生存而興起的改革行動放置于當時波譎云詭的整個大環境中，立體地敘述了圍繞“大包干”各方面勢力的交鋒與博弈，讀來風云激蕩、動人心魄。這樣的立體敘述，材料的采集梳理當是非常浩繁的工作吧？
錢念孫：確實如此。十多年前，我曾一頭扎到率先進行農村改革的縣鄉深入采訪，如鳳陽縣小崗村、肥西縣山南公社、來安縣魏郢生產隊等都去過多次，向農民及社隊干部了解當年改革的實情，有些細節是反復核對。同時到相關省市采訪有關領導，到縣市檔案館查看當年的縣委會議、市委會議記錄，一些領導干部的回憶與當時記錄不一致，都以檔案資料為準。今天，有些老同志如原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原安徽省委副秘書長歐遠方等已駕鶴西歸，他們作為當事人親歷農村改革的許多事情，若不是十多年前挖掘出來，現在已很難尋蹤了。從這些史料里面，我們可以看到各個層面對“大包干”的猶豫、擔心，“大包干”充滿著曲折的斗爭，農民這樣行動，支持農民的行動，在當時都需要極大的膽識和勇氣。
記者：出版社把您的這本書歸類為紀實文學，但我覺得它更是一部生動的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之初農村土地改革的歷史書。在書里您梳理了共和國成立以來農村土地變遷的歷史。強調這種歷史的維度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錢念孫：這主要是把當年的農村改革放在一種更加宏觀的歷史角度里加以考察。表面看，“大包干”只是農民為了生存暗地里分田到戶，實際上農民的這種要求是對舊的生產關系和分配制度的否定，也孕育和催生了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即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再說“大包干”決非偶然事件，它是由建國之初的土地改革，五六十年代的農村合作社、人民公社，特別是60年代的“責任田”以及粉碎“四人幫”后大的政治環境等所引發的。只有把它放在這種歷史淵源中考量，才能真正看清來龍去脈，了解其意義和價值所在。我是做社會科學研究的，談問題希望不僅說出“是什么”，還要說出“為什么”。
記者：這本書的前身是您十年前的《起點》，您在開始梳理資料時，改革開放已進行了20年，歷史往事與現實境況的對比給您心里造成了怎樣的波瀾？
錢念孫：我們近３０年改革開放的歷史，不僅是中國５０００年文明史上的一個奇跡，也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寫下了輝煌壯麗的篇章。１０年前寫《起點》時，中國還沒有現在強大，我對農村改革意義的認識也沒有今天深入。回顧歷史往事，倍感當年江淮兒女敢為人先、大膽改革精神的可貴。今天擺在我們面前仍有許多新的和老的棘手問題，我們千萬不能墨守成規，無所作為，而要像當年“大包干”一樣，解放思想，勇于改革，不斷拿出解決問題的新思路和新辦法，在危機中發現機遇，在困境中開拓新路，這樣我們的事業就一定能不斷奮勇前進。
記者：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的改革仍在行進當中，在吃飯問題解決以后，仍然面臨著許多問題和矛盾，現在的改革和社會建設當需要一種更為宏闊的眼光和思維。
錢念孫：我們現在的社會體制機制還有很多需要深化改革的地方。通過對農村的采訪了解，我感覺農民為我們國家發展做出的貢獻巨大，同時也感覺到我們對農民確實有很多欠賬。整個改革開放30年，它是由農村起步的，在改革開放之初是農村發展最快最好的時期，進入城市市場經濟改革以后，農村的改革就非常緩慢了，雖然有個別地方發展得很好，但就整體狀況來說，中國農村嚴重滯后于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國家已經意識到重視農村綜合發展的重要性，新世紀提出統籌發展、科學發展、城鄉聯動，十七屆三中全會更提出深入推進農村改革。加快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等綜合建設，這才更能體現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和公平正義。
記者：您現在除了研究文學之外，還承擔了很多公共精神價值的建設工作，您的著作《公民道德歌》近日被媒體評為中國30年來影響最大的300本書之一，您還主編安徽省的精神文明建設雜志《小康生活文明風》。對公共精神建設的參與，當是您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社會使命擔當，請您談談公共精神建設對于當前改革的推進和社會全面發展的意義。
錢念孫：我在從事文藝理論、美學及比較文學研究之外，確實寫了不少精神文明建設和公共文化建設方面的書，如發行量很大的《中華三德歌》、《公民道德歌》、《跨世紀的豐碑——中國希望工程紀實》、《起點——中國農村改革發端紀實》、《與高尚同行——中國青年志愿者行動紀實》等等。之所以這么做，主要是想用自己的知識參與社會公共文化建設。學問是社會之公器，自然應在更廣的范圍里為社會服務。我不贊成躲在象牙塔里玩學問，知識分子理應為公共文化建設做出貢獻。這些年，我們在經濟建設上發展很快，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卻相對滯后。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嚴重滑坡，一系列公共食品衛生和公共安全事件及青少年犯罪等令人寢食難安。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保證我們社會和諧發展、科學發展的重大任務，每個知識分子理應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