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鬧市區大慈寺的茶室里，隨著四杯竹葉青慢慢泡起，喧囂也漸漸散去。雖然已經77歲，但流沙河的思維依然清晰，在他那帶著濃重川音的幽默話語中，我們展開了對他的采訪。
記者：1957年您參與創辦《星星》詩刊，并發表散文詩《草木篇》，由此為詩界、文學界矚目。但《草木篇》不久就遭到公開批判，您也從此時戴上“右派”的帽子，并且一戴就是20年。現在，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30年，您怎樣看待那段人生經歷？
流沙河：我是1957年26歲的時候因創作《草木篇》受到批判，接著不久成為全國著名的大“右派”。但我沒有受過太多的批斗，沒有坐過監獄，也沒有去勞改。剛當了“右派”之后，就到四川省文聯的農場去干活，那里沒有很繁重的活。三年之后又去了四川省文聯的圖書資料室管理報紙，在那里支了一張床，住了下來。當時資料室的書庫里有很多書，都是屬于“封資修”一類的禁書，不準擺出來。我在書庫里過得非常安穩，每天忙著自己的事情，看著自己喜歡的書。
1966年“文革”爆發后，就有人向四川省文聯提出質問，你們為啥子把一個大“右派”留在機關里管報紙。文聯領導一看，趕緊讓我回了老家進行勞動改造。我的老家是一個小鎮，現在屬于成都市的一個區，原來是金堂縣的縣城所在。在那里我呆了12年，前6年是鋸木頭，把很粗的木頭鋸成木板。后來我身體不太好，就向管我的人提出請求，于是開始做木箱。這種木箱是用來裝銼刀的，一個木箱平均要裝幾十把，所以要求釘得很結實。因此，我要在每一個木箱上釘140多個釘子。我在家鄉的時候，每天早上需要很早就出去勞動，不敢有一點懶惰。當時鎮子里的革命群眾，看見我每天很早就背著一個大背筐，牽著孩子去干活，認為我這個大“右派”每天都在認真勞動，所以也就沒有為難我，批斗我。很早被定為“右派”，救了我，也救了別人。要是我沒有被打倒，成為“造反派”，肯定比別人整我還要狠。
記者：您被定為“右派”20年后得到平反。這樣漫長的時間，是什么支撐您走過來的？
流沙河：1978年國家對最后一批“右派”分子摘帽子，我這頂帽子一直戴了20年。但準確地說不到20年，是20年還差五六個小時。1958年5月6日，我被宣布開除公職，留機關監督勞動，戴上“右派”的帽子。1978年5月6日，我摘下帽子。不過戴上帽子是下午三點多，而摘除帽子是在早上九點多。
許多事情是預料不到的，如果在1958年我戴上“右派”帽子的時候有冥冥之神告訴我，流沙河，你這個帽子要帶整整20年，那我就沒有勇氣活下去。20年，好漫長呦，所以不知道反而好一些。我有一個愛好，就是讀書，一切書我都愛讀。上世紀50年代，我鉆研《說文解字》，當了“右派”后又開始鉆研《詩經》、《楚辭》、《莊子》。后來書被抄家抄光了，沒有書讀了，那真是苦。平反后回到四川省文聯的第二天，我就趕快跑到機關圖書資料室，在書架上找書看，發現好多書都沒得嘍。突然看到了一本書，拿在手里一翻，發現書后面借書的卡片上面寫著自己的名字，很感慨。可以說書不僅充實了我，而且挽救了我。那個時候，我讀了很多書。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現在。
記者：上世紀80年代初，詩歌非常受歡迎，涌現了很多詩歌作者和詩歌刊物，您也在這個時期重新開始創作，并且創作了大量優秀作品。出現這種情況是和改革開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流沙河：是的。上世紀80年代初期，詩歌之所以那樣受歡迎，是和當時的特殊環境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讓詩歌創作斷了，而改革開放后，突然又可以寫詩歌了，大家覺得很興奮，而那個時候其他的新興文藝形式還沒有進來。就像人在黑房子里呆的時間長了，突然有一點娛樂活動，就會很受大家歡迎。而在上世紀80年代以后，有了電視等新的文藝形式，人們對詩歌的熱情就慢慢衰退了，閱讀的熱情也慢慢衰退了。
記者：隨著詩歌的受歡迎，出現了一些有影響的詩歌刊物，《星星》詩刊就是其中之一。
流沙河：當時，詩歌類刊物很多。但是最有影響的是北京的《詩刊》，發行量很大，而《星星》詩刊有它的一半，最高時在五六萬份左右。平反后，我回到四川省文聯在《星星》詩刊做編輯。當時的主編是白航，他是一個很好的領導。他胸襟開闊，為人善良。當時編輯部里年紀大一些的編輯有幾個，大都是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做編輯工作的，編輯任務比較重。白航就把本地區的一些喜歡詩歌寫詩歌的年輕人請進編輯部做編輯，這樣他們既可以協助做編輯工作，也可以提高自身的詩歌創作水平。那個時候大家工作很投入。白航能夠包容別人的缺點，所以編輯部門的氛圍非常好，這段時期也是我一生的工作生涯中感覺最好的時期，沒有任何爭斗，只有在那里認真工作。白航很信任大家，很多事情都放手讓大家去做。那時候，在文聯辦公的大院子里，唯有《星星》編輯部里每天都是歡聲笑語，來訪者絡繹不絕，他們有的是要把稿件親自交給編輯，有的是專程來看看刊物的編輯，這些人有本地的，也有外省的。當年編輯部收到的稿件很多，每天都是兩大麻袋。這些詩歌作品基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表達對過去那個年代的反思，一類是表現對新時代的歌頌。每天大家的工作量很大，但都非常快活。我在星期天的時候還要工作，因為我除了閱讀來稿，還負責一個專欄的寫稿。這個時期新詩呈現出一個很活躍的景象，詩歌的熱潮反映出了時代的劇烈變化。
記者：《星星》詩刊在一段時期，有個比較鮮明的特色，就是開辟專欄介紹臺灣詩歌，您由此和臺灣詩人余光中認識，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在您的眼中，余光中是一個怎樣的人？
流沙河：1982年，我在《星星》詩刊做編輯的時候，開辟了專欄來介紹臺灣的詩歌，好多臺灣的詩歌作者也把自己的作品寄過來，他們的詩歌寫得很好。我非常喜歡余光中先生的詩歌，寫了很多評析他詩歌的文章。余光中先生是教授，他創作詩歌都是利用業余時間。我在大陸很關注他，他在臺灣和別人交談的時候，也會常常說到我。我還給他寫過信，他也給我回信。我和余光中先生第一次見面是在1993年，當時他是第一次到成都來。余光中先生平時的言行舉止很保守，很穩重。但是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和愛人到飛機場去接他，他很高興，過來和我擁抱。余光中先生很嚴肅、很傳統，不茍言笑，但他講話很幽默詼諧，把別人逗笑了，他自己卻不笑。他講話的聲音很低、很細，也沒有手勢，和大陸人講話有很大區別。一看到他，就會想起小時候老師對我們的要求，端端正正地坐著。1993年后，我們的接觸就頻繁了。余光中先生到成都來，我就帶他去吃成都的小吃。每次在一起，我和余光中先生說話，我的愛人和他的愛人講。我們在一起說得最多的話題是古典詩詞。
記者：您曾經說過，您的作品不能算好詩歌，為什么會這樣認為呢？
流沙河：以前有出版社和我提過，希望我把自己的詩歌精選出版，我不同意，因為我不欣賞自己的詩歌。我的作品有幾大缺點，首先是有極大地為政治服務的熱情，其次是我的詩歌太重視普及了，寫作的時候生怕別人看不懂。如果我的詩歌中有哪首稍微好一些的，也只適合朗誦，不能被別人細細琢磨。一首好的詩歌要能經得起人細細品味。這也是我后來不寫詩歌的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熱情轉移了。有人說，流沙河，你的詩歌初中和高中課本中都有，這不就證明你的詩歌很好嗎？實際上是因為我寫得很淺，比較適合學生們閱讀。如《那一只蟋蟀》運用了一些典故，顯得有韻味一些，但語言還是不夠精妙。
記者：您慢慢停止詩歌創作后，開始把目光投向傳統文化。
流沙河：我已經好久沒有和文學有關系了。在上世紀80年代，我還寫過一點點詩，進入90年代后，寫過諷刺性的《莊子現代版》、《Y先生語錄》等作品，后來還寫了一些雜文。現在所做的事情和文學相去甚遠。目前我的主要工作是寫書稿，還有兩本書沒有完成。一本是《解字》。《解字》研究的對象是比較常見的幾百個漢字，準備把它們的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形態拉通來講，例如這個字分解開是哪幾個部分，起初的字義是怎樣，形態怎樣變化的等等。這本書講究知識性、學問性。還有一本是莊子的演講稿。在幾十年前我就已經開始研究古典文學，那時候對《莊子》非常愛好。去年，我在成都圖書館開了《莊子》的講座，每個月講一節課。講座很受歡迎，每次講座的時候圖書館的座位都坐得滿滿的，大家都很專心地在那里聽。現在我的眼睛不大好，不能連續工作兩個小時以上。每次工作到一個多小時之后，我就找些別的事情做，比如，去超市買醋啊什么的，然后再回來寫。我會抓緊時間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