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約定的時間來到《四川畫報》社長辦公室，王達軍正在接聽手機，他示意我們先坐下，旋即辦公桌上的電話又響了起來。這就是四川省攝影家協會主席、《四川畫報》社社長王達軍忙碌的工作狀態。好不容易忙完之后，王達軍才抽空坐下接受我們的采訪。這些年來，隨著《四川畫報》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工作也就越來越繁重，現在每天上班都是這樣，電話不斷、事情不斷。由此，我們也從一個側面看到了四川攝影事業的繁榮。
“我們這一代攝影家都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成長起來的，沒有改革開放，哪里有我們今天的成就。”提起改革開放，王達軍不無感慨地說。王達軍從1972年開始學習攝影，在攝影的道路上已跋涉了35年。王達軍過去曾在成都軍區后勤部政治部從事專職攝影工作，因工作原因，時常奔波于川藏高原。皚皚的雪山，奔騰的河流，幽深的峽谷，遼闊的草原，明鏡般的湖泊，彩云飛揚的天空……絢麗多姿的大自然一次又一次地給他以感動和震撼。王達軍于是便逐漸地愛上了風光攝影，由此也成為了中國較早拍攝西部風光的攝影人之一。
王達軍說，他從1970年到1993年轉業的23年軍旅生涯中，共進西藏40多次。而通過最初入藏的艱難和今天進藏的便捷，可以從一個側面感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變化。1970年，他被分到四川的汽車兵團，專門跑川藏線，由此第一次接觸到了那條在當時被稱作“西部奇路”的川藏線。當時全部是石子路，非常不好走，還會經常遇到塌方的情況。而現在全都是很好的路面，并且維護得還不錯。當時兵站的條件很差，沒有多少吃的，戰士們吃得最多的就是罐頭食品。而現在，兵站建設得非常好，還有溫室，可以種一些蔬菜。戰士們業余時間還有網絡、電視等娛樂方式。原來川藏線沿線的很多牧民現在都根據政府的安排，選在好地方進行定居，他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沿線的縣城也建設得非常漂亮。在四川、西藏等地，很多群眾信奉藏傳佛教，政府對寺廟等宗教場所每年都投入資金進行維修。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西部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王達軍還自豪地說，從自己攝影裝備的變化來看，也可以看到改革開放給攝影人帶來的新變化。1972年，王達軍開始學習攝影的時候，用的第一部相機是哥哥買來送他的海鷗4B，膠卷也全部由哥哥提供。王達軍說，自己當時非常幸運，因為攝影在那個時代是異常奢侈的一件事情。當時一卷膠卷一塊八毛多錢，而一斤豬肉才一毛錢一斤，一卷膠卷能買好多斤豬肉呢。當時能像自己這樣喜歡攝影而又能從事攝影的人是不多的。1976年，王達軍終于擁有了“新武器”：德國祿萊的雙鏡頭相機。這時他也因為攝影愛好被提干成為所在汽車團的新聞攝影干事。之后，王達軍的攝影裝備不斷升級，現在他有好幾臺專業相機，價值數十萬元。王達軍說，要是沒有改革開放后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就不能有這樣多的人擁有攝影器材，攝影也不能擁有這樣好的群眾基礎。
四川廣安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故鄉，2004年，在鄧小平誕辰100周年之際，王達軍前往廣安進行創作并出版了《小平故里》攝影作品集。王達軍說，當年，小平故居剛剛建好。廣安的城市建設經過幾年的努力已經初具規模。那次拍攝很有感觸，為了以獨特的角度拍攝好小平故居。他請求政府協助，找了消防車，升起云梯，爬上云梯的頂端，對小平故居進行俯拍。
1993年，王達軍從部隊轉業到地方新聞出版部門工作，處于風光攝影巔峰狀態的他將攝影的重點從風光逐漸轉向了人文攝影。王達軍說，風光攝影是將自然形態的美轉化為觀念形態的美，除要求攝影家對表現對象飽含感情，具有跋山涉水，不畏風雨，吃苦耐勞的體力和精神外，更多的是追光逐影。而人文攝影要求攝影家必須具備很高的文化素質和藝術修養，對當地的歷史文化、民俗風情和社會現狀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和了解，很好地反映時代變化的細節和瞬間，這對攝影家來說更具挑戰性。其后的5年間，王達軍把主要精力放在拍攝四川、云南、貴州、廣西、西藏五省區的石窟雕塑藝術上。拍攝石窟對攝影的技術和圖像品質要求極高，特別強調藝術性和完整性。在這期間，王達軍和研究石窟雕塑的專家一道，尋遍了西南5省區境內所有的石窟，并進行了搶救性拍攝。幾年之后，當王達軍看到不少地方的石窟已經消失或者損壞時，既痛心又有些許欣慰，痛心那些人文瑰寶的消失和損毀，欣慰自己當時的拍攝為后人留下了珍貴的圖文資料。《安岳石窟藝術》、《中國石窟雕塑全集7大足》、《中國石窟雕塑全集8四川重慶》、《中國石窟雕塑全集9云南貴州廣西西藏》等4本大型畫冊的編輯出版，不僅留下了中國石窟宗教文化和雕塑藝術的圖像檔案，更填補了西南石窟藝術在攝影上的一個空白。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尤其在西部大開發之后，西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于是王達軍又把鏡頭聚焦在西部的變化上。2000年，王達軍拍攝的大型攝影畫冊《康巴風情》問世。從一系列康巴紀實圖片中，人們可以見到他對藏民族風俗的了解和對瞬間的把握。王達軍說，其中轉世活佛坐床、藏族婚禮、康巴服飾、酥油花制作全過程等體現了自己作為一個攝影師的職業意識，就是攝影人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的藝術思想表現和創作，更是要服務于大眾，應該為歷史留存當下的影像“文本”，讓更多的人通過圖像較為系統地了解民族的文化。此后，王達軍又跑遍了四川的70多個古鎮，著力表現當代古鎮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狀態。他說，因為也許用不了幾年，這些古鎮和古鎮人的生活就會完全改變，記錄下歷史的瞬間，是攝影人的社會責任。
王達軍從1991年開始還對四川羌族進行了追蹤記錄和創作。他說：“羌族是四川獨有的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他們的建筑、服飾、風俗各方面底蘊都非常深。”沒想到羌族在汶川大地震中遭受了重創，而王達軍拍攝的照片成了歷史的見證。
王達軍說：“改革開放30年，攝影藝術發生了巨大變化，攝影隊伍在不斷擴大，攝影人正以無限的熱情關注著日新月異的生活，正以強烈的責任感記錄著時代的變遷。身逢盛世，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推動攝影藝術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