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１９１２－２００５），字元白，也作元伯。中國當代著名教育家、國學大師、古典文獻學家、書畫家、文物鑒定家、詩人。滿族，愛新覺羅氏，是清世宗第五子和親王弘晝的第八代孫。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匯文中學輟學后，發憤自學。稍長，從賈羲民、吳鏡汀習書法丹青，從戴姜福修古典文學，刻苦鉆研，終至學業有成。１９３３年經傅增湘先生推介，受業于陳垣，涉足學術流別與考證之學；后聘為輔仁中學國文教員；１９３５年，任輔仁大學美術系助教；１９３８年后，任輔仁大學國文系講師，兼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從事故宮文獻館審稿及文物鑒定工作。１９４９年，任輔仁大學國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學博物館系副教授；１９５２年后，任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教授。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九三學社顧問、中國書協名譽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顧問，西泠印社社長等職。２００５年６月３０日病逝于北京。其主要著作有《古代字體論稿》、《詩文聲律論稿》、《啟功叢稿》、《啟功韻語》、《啟功絮語》、《啟功贅語》、《漢語現象論叢》、《論書絕句》、《論書札記》、《說八股》、《啟功書畫留影冊》等。
一代大師啟功先生離開我們有幾年了，但是每一個和他有過交往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還在，而且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心頭。現代人在實踐中逐漸學會了反思，那么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當然，一種現象的出現是復雜的，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解釋開來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主流和非主流的方面。人們懷念啟功先生的主要原因，應該來自人格、書藝和思想三個方面。
無窮的人格魅力
這幾年，我們經常談論起啟功先生，首先談起的往往是人格方面的。記得著名書法家佟韋先生曾經充滿深情地說過：“人無完人，但是啟功先生例外。”如果局外人聽到此話，也許會認為有恭維之嫌，但是作為啟功先生的學生，卻從未聽說有一個人提出異議，拋開感情色彩，嚴謹地從人品上講，啟功先生真是太完美了。
大家都說他樂觀，談吐幽默風趣，而且還說是他天生的性格。一開始，我也這樣認為。后來，隨著跟啟功先生交往次數的增加，對先生的了解加深，這個觀點也漸漸發生了變化——雖然不是質的變化，起碼也是有了轉變——人的性格固然有天性的一面，但是后天的改變也不可忽視。啟功先生論根上可以說是出身名門望族，但是到他的童年時，家道就已經沒落了。后來，一連串的不幸與打擊，眾所周知，不再贅述。面對逆境人們的態度往往不同，有的悲觀，有的達觀；有的頹廢，有的坦蕩。啟功先生顯然是達觀、坦蕩者，他以樂觀沖淡悲哀，談吐是一種方式，而且是有力的方式，或者說是潛意識里的一種技巧。日久天長，方式也好，技巧也罷，漸漸融入了性格之中，甚至成為其中有機的組成部分。到后來，環境改變，心情舒朗，性格中的這一屬性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逐漸成為他性格中的主要屬性。正因為這樣，他的幽默，也是帶有層次的，是有品位的，絕不同于一般調侃味道的說笑。
比如，近些年出現了一種“攀高枝”的風氣，就是有些人總要在自己的同姓中找一個古代的卓有成就者，然后煞有介事地說是人家的多少代孫。有人就此現象問啟功先生有何感想，他不假思索地說：“孫子是肯定的，就不知道是多少代了。”聽者無不捧腹，真是妙語驚人。高明之處在于他不置可否，卻從另外位置扎了一錐子。這里邊的意思多著呢，夠人琢磨一陣子的。
還有，改革開放以來，姓“愛新覺羅”的人雨后春筍般地多了起來。有人問啟功先生這事，他說自己姓啟名功，愛新覺羅不是姓。有人用“愛新覺羅·啟功”給他寫信，他不收，還在信封上寫道：“查無此人，退回。”有死心眼兒的追問，他就說：“不信請到派出所戶籍處去查，保證沒有此人。”如果有人當面稱他這個“姓”，他就板著臉說：“運動里我經常挨斗，叫我‘愛新撅著’還差不多！”他特別欣賞清代學者袁枚的兩句詩：“萬選皆憑辭賦力，半文不受祖宗恩。”
啟功先生的幽默也好，詼諧也罷，總是能自然地避開低俗，而且和時弊密切相關。你有什么現象，他就有什么言論。近些年，社會上博士多了起來，各個學科或者門類都有。于是乎，博導的身價就日益高漲起來。啟功先生由于在北京師范大學創建文獻學博士點，被評為博士生導師，簡稱博導。他對這個桂冠式的稱謂并不以為然，別人這樣稱呼他，他總是說，我不是那個博導，是“駁倒”，一駁就倒，不駁也倒。他還說：“我連中學都沒有畢業，哪知道什么博士、博導，我只知道果導。”果導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是通便的藥，聞者無不捧腹大笑。
還有“大師”的稱謂也一時間風靡起來，動不動就冒出幾個“大師”來，有些簡直到了滑稽的地步。啟功先生成大師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了，他仍然對這事嗤之以鼻。別人叫他大師，他就說，你少說了一個“犬猶兒”，我是那個“獅”，而且進一步說：“宋人筆記中說，有人看到園內鐵籠子里養著獅子，還能吃肉，羨慕它比人生活還好，說它是‘園內獅’，而自己是‘園（員）外狼（郎）’。我就是那個大‘獅’。”說得何等深刻、真切，真夠讓那些“大師”們臉紅脖子粗的。啟功先生的話還能引經據典，恐怕有些“大師”還聽不太懂。
啟功先生的人格魅力在他的談吐中自然流露出來，絕非常人可比。他的一些妙語，簡直也可以稱為格言，經常被人們談起，生命力真是強矣。
精妙的書法技藝
說到啟功先生，大多數圈外人還是說他是書法家，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也就是說，啟功先生的書法得到書法界、學術界以及社會各界的公認，都說他的字好。好在什么地方，我曾經問過一位非文化人士，他回答得很干脆：“看著舒服！”這句話如果到了理論家口里，就會上升到理論上來剖析。那是審美意識在人的思維中的具體表現，或者是藝術的表現力直接刺激了人的感官而隨之產生的愉悅等等。我們不去在那些理論的境界里徜徉，且聽一聽他自己在一首自作詩后的注解吧：
余六歲入家塾，字課皆先祖自臨《九成宮》以為仿影。十一歲見《多寶塔碑》，略識其筆趣。然皆無所謂學書也。
廿余歲得趙書《膽巴碑》，大好之，習之略久，或謂似英煦齋。時方學畫，稍可成圖，而題署板滯，不成行款。乃學董香光，雖得行氣，而骨力全無。繼得上虞羅氏精印《宋拓九成宮碑》，有劉權之跋，清潤肥厚，以為不啻墨跡，固不知為宋人重刻者。乃逐字以蠟紙勾拓而成影摹之。于是行筆頑鈍而結構略成。此余學書之筑基也。
其后雜臨碑帖以于歷代名家墨跡，以習智永《千字文》墨跡最久，功亦最勤。論其甘苦，惟骨肉不偏為難。為強其骨，又臨《玄秘塔碑》若干通。偶為人以楷字書聯，見著殷勤獎許之曰。此深為詒晉齋法者，而余固未嘗一臨詒晉齋帖也。
這段文字非常簡潔而明了，使我們知道了啟功先生學習書法的大致途徑與志向，真的應驗了那句古老的俗話，就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后來見到他的行書流暢健勁，沒有絲毫的塵俗之氣，撲面而來的是濃郁的書卷氣。透過字里行間，我們清晰地看到他的人格，換言之，其字之風完全是他人格的真實寫照。我們知道，這風格不是偶然形成的，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是靠天分和勤奮得來的，是有一個長期的過程的，是在事物發展的過程中慢慢形成的，完全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
他的老朋友、學者王靖憲非常熟悉他的人格與書品，在為《啟功書畫集》作序言時，也把這點含蓄地表達出來。用啟功先生自己的話說，就是有“筑基”的。前一陣我們經常聽到一種說法，說啟功先生的字是“大字報體”，對此我極為反感。有人還理直氣壯地說：“啟功先生自己說的呀！”是的，啟功先生是說過這樣的話，那是一種表達的技巧，是一種調侃。其實，大家都明白，同樣的話要看出自誰人之口了。就像有一次，一個朋友去看望啟功先生，正趕上一陣風雨，朋友就說：“真是最難風雨故人來呀！”啟功先生笑著說：“這話應該是我說的啊！”他們之間帶有玩笑的意味，但是說明我們的語言是很有講究的，什么時候，誰該講什么話，雖然沒有正式的文件下達，但是由于約定俗成，已經形成規矩。
話說回來，啟功先生“文革”時受到沖擊，被剝奪了做學問的資格，奉命去抄“８０后”、“９０后”沒有見過的大字報。他正好借這個機會擺脫了一些不必要的糾纏，靜下心來一筆一畫地去抄寫那些令人反感的內容。我們相信他寫著寫著就不在乎內容是什么了，心里依然有他的“筑基”，他心里依然有著自己的目標。也許他最終風格的形成是在寫大字報的過程中，但是從學術的角度看，和大字報本身是沒有什么直接的因果關系的。在日久天長的修煉中，他的書法藝術是借助特殊的修煉，在那特殊時代完成的。他的苦悶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又是天生加后天的開朗，于是就自己說是“大字報體”，別人說，就是欠思忖了。這就好比一位老者可以自稱“老朽”一樣，別人能這樣叫他嗎？所以說，啟功先生的字絕對不是什么“大字報體”。他的字是有出處的，用筆嚴謹，可以說一筆不茍，圓潤健勁和端莊姿媚中融合進了古人許多經典，特別是智永的韻味，尤其明顯。啟功先生的書法還可以說是法度森嚴，和現代許多書家相比，這點是他絕對的優勢。但是，他又不墨守陳規，而是善于變化，使他的書作始終充滿著自由的情趣。在這種守法和變化的過程中，他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書風。我們欣賞啟功先生的書風，就是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清新可人，即使圈外人也會感到“舒坦”。
不朽的學術思想
大家都知道中央電視臺的節目有一句常用語，說的是“用事實說話”，啟功先生的學術價值也可以體現在這句話上：他給我們的事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通過他的著作講述的。這里說的著作是離開書法而言，指內容上的深刻剖析和表達形式上的輕松。坦率地說，他的文字并不難理解，而表達的含義卻不是輕易得來的，即使用“深入淺出”，也不能確切地表達準確。就像一家科研單位遇到一個難題，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另一位科學家來了，在圖紙上畫了一道線就解決了。有人不服氣地說，原來只是畫道線的問題。科學家說了，問題不在于畫線，而是在于線畫在哪里。說到這里，似乎有離題的感覺，只是學術不僅僅在書法的范疇里，啟功先生經常告訴我們線應該畫在哪里。
“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直送海濤來”，這本是江蘇鎮江焦山上的一副楹聯，其意大概是寫月夜觀江賞月的所見，抄在本子上多年并未留意。不知怎么，近日開卷一讀，我卻一下子和啟功先生聯系起來。啟功先生雖然離開我們有數年了，可是他就像空中的明月、撲面而來的清風，依舊和我們在一起。他的笑談依然在耳，他的笑貌仿佛就在面前；特別是他留給我們的學術成果，愈加顯得珍貴，這無形而又巨大的財富是足夠我們終生受用的。
啟功先生曾經多次做報告，內容十分豐富，但是最著名的還是《破除迷信十三講》。從某種意義上，我認為那是他書學思想的一個很亮的亮點。他結合多年的經驗，在學習古人的過程中，提出了“不可盲目相信模仿”的觀點，諸如執筆、臨帖、讀參考書各個方面，共13個問題，所以叫做“十三講”。難得的是，他把深奧的問題講得非常輕松，正所謂“深入淺出”。他的語言生動自然，而且風趣，讓人在輕松中受到了教益。
他在談到“執筆”這個問題時，有非常精辟的描述，我們不妨重溫一下：
蘇東坡有篇文章說到王獻之小時幾歲，他在那兒寫字，他父親從背后扯他的筆，沒扯掉。這個事情蘇東坡就解釋說，沒扯掉不過是說這個小孩警惕性高，專心致志，他忽然抬頭看，你為什么扯我的筆呀？并不是說拿筆捏得很緊，讓人扯不掉。蘇東坡用這段話來解釋，我覺得他不愧為一個文豪，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這個話到現在還仍然有人迷信，說要寫字先學執筆，先學執筆看你拿得怎么樣。你拿的好了，老師從后邊一個個去扯，沒揪出去的你算及格，揪出去的就是不及格。包世臣是清朝中期的人，他就說我們拿這個筆呀，要有意識地“捏碎此管”——使勁捏碎筆桿，這筆桿跟他有什么仇啊！他非把筆桿捏碎了，捏碎了還寫什么字啊！想必包世臣小時侯一定想逃學，老師讓寫字，他上來一捏，“我要捏碎此管”……連包世臣都有這樣的荒謬言論，那么你說他那《藝舟雙楫》的書還值得參考嗎？還有參考價值沒有？我覺得蘇東坡說這個話是很有道理的。而現在這句話的流毒，還仍然流傳于教書法的老師頭腦里，他還要小孩捏住了筆管不要被人拔了去。總而言之，古代講書法的文章，不是沒有偶然有些議論是有用的，但是你要看，越寫得華麗的文章，越寫得多的成篇大套的，這個你要留神。他是為了表示我的文章好，不是為了讓你怎么寫。
什么叫一針見血？什么叫入木三分？我覺得讀了啟功先生這段文字，對這兩個成語會有深刻的理解。寫字要用力，但是怎么用，用到什么時候算恰當，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自然掌握的火候也不一樣。但是這段文字告訴你怎么用，一個最基本的法則，說的已經清楚明白了，下一步就是我們去領會和運用的問題了。讀這段文字，我們已經感受到了啟功先生的高明，一個真正的理論家，寥寥數語便道出無窮的奧妙，而且是那么讓人信服。
紀念啟功先生，是我們書法界、學術界同仁的共識。其實最好的紀念莫過于行動，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啟功題跋書畫碑帖選》，分上下冊，收集了啟功先生幾十年來對書畫、碑帖所作的題跋。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上世紀２０年代。說是“題跋”，實際上含金量很大，有的揮灑上千言，有的不過寥寥數語，或長或短的文字都是先生對書畫、碑帖獨特的見解、精辟的考證；有的是經過多年探索的積累，有的也許是心血來潮的靈感火花的閃爍。
題跋在中國書畫和碑帖中并不罕見，但是有許多是應酬或云應景之作，不過是記敘觀看的年月或同觀者而已。而啟功先生的題跋則是有感而發，言之有物，在看似平和的文字中，往往有著犀利的詞鋒。有對前人成果的發揮，也有否定，與其說書卷氣濃郁，不如直截了當地說是嚴謹的學術闡述。“行文短淺顯”是啟功先生一貫提倡的，能在這樣的文字里說明自己的觀點和深刻的道理，那才是作學問的要緊所在，也是一些人望而卻步的原因，不管怎么說，書中所輯題跋僅是先生此類文字的一小部分，但也是大家對民族文化藝術厚贈的回報，是他畢生著作中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
誠如全國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傅熹年先生所說，啟功先生“最令人心折贊嘆的研究成果產生于傳統文化的深厚素養與敏銳準確的藝術鑒賞眼光的完美結合。正是這種結合，使他能透過外表，深入內容，看到別人熟視無睹的問題，發出別人所不能發的卓見，獨樹一幟，居當代鑒定大師之前列，為同輩所推重，為后學所景仰”。啟功先生的題跋涉及到蘇軾、黃山谷、王石谷、沈周、董其昌、文徵明、邢侗、八大山人、翁方綱、劉墉、查士標、洪亮吉、鄭燮等名家，對近現代的張大千、齊白石、吳鏡汀等大家的各類作品也有涉獵。范圍之廣和見解之鮮明，都是前所未有。
當今書壇有一股氣甚盛，那就是披著所謂現代的外衣，肆無忌憚地展現自己的個性。個性是真的，但是和書法精髓真諦相去卻甚遠，只是一種無知幼稚的表現而已。我們今天理直氣壯地紀念或云宣揚啟功先生，其實就是對那股風氣的回擊。我們實在是沒有必要和他們去爭論，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平時說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道理也正在于此。你說你是書法家，代表潮流，那么你的真貨、硬貨又在哪里？請你翻開《啟功題跋書畫碑帖選》好生一閱，必然是臉紅心跳。看看啟功先生這字字珠璣、行行錦繡的文字，即使讀上一萬遍，我們還是肅然起敬。學問就是這樣，好比窗紙一層，一點就破，問題是要用哪個手指、點在何處、用多大的力氣合適，這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
近年書法理論家也日益見多，大都是夸夸其談，其宗旨無外乎是把簡單的問題無限地復雜化。明明是書法藝術，卻非要聯系到宇宙，涉及到新科技，真是上窮碧落，下及黃泉，前后５０００年都關系到了。雖然說洋洋萬言，卻找不到和書法有什么直接的關系。那么效果呢？看起來，不由使人眼花繚亂，聽起來，叫人頭暈目眩，只覺得如在五里云霧之中，然而稍稍冷靜下來，就會得出結論，那便是“空洞”二字。
但如果我們信手翻開《啟功題跋書畫碑帖選》，讀一讀其中的文章，就會感到振奮，并且感受到其中無窮的魅力。我們再次認識到“書法家”一詞的深刻含義，那絕對不會是“信手涂鴉”一詞的特殊解釋，也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清楚的問題。啟功先生作為一名書法家，他不僅對技法有著精深的研究和表現，而且對于書法史、理論、書畫鑒定都有著超越常人的地方。誰都記得他的著名論述《破除迷信十三講》，那里邊講述的都是看似尋常的問題，諸如執筆、臨帖等，可他卻道得清楚、說得明白，把多年的定論推翻，更重要的是叫人心服。我們說要否定一個東西容易，但是要理論、立論一個新的東西，卻不是誰都可以辦得到的事情了。別看那“十三講”類似家常話，可那都是在長期的認可中，產生疑問，再尋找出答案的。
行文至此，還是堅持我們的觀點，不再對別人評頭論足，先把自己的氣靜下來，像啟功先生那樣，耐住寂寞，好好地做做學問。
以上是對啟功先生人格、書藝、學術三方面的回憶和認知，謹作為對啟功先生的懷念和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