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茅盾先生在《關于“報告文學”》一文中寫道：“這一種新樣式在國外被稱為Reportage，誠然是‘報告’，也誠然是‘文學’，……Reportage不過是年齡最小而已，其與‘小說’同為文學之一部門……”在中國，與詩歌、散文、戲劇、小說等歷史悠久、影響廣泛的文學門類相比，報告文學是一種年輕的文學樣式。說它年輕，因為報告文學在全世界都只是100多年前才興起的一種文學體裁，在諸種文學體裁中可謂是最年輕的。中國具備現代意義的報告文學最早的代表作是瞿秋白于1922年出版的《餓鄉紀程》和稍晚些的《赤都心史》。夏衍1936年創作發表的《包身工》則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報告文學的成熟之作。然而，報告文學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真正得到確認則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情。新時期以來，報告文學空前繁榮興盛，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產生了巨大而廣泛的社會影響，使得這種文體的特質和品格獲得了文學界、文學理論界普遍的認同。換言之，中國報告文學真正獨立自成一家其實只是近30年的事情。但是，早在兩千多年前，司馬遷的《史記》便開啟了我國紀實文學和史志報告的先河，它追求“不虛美、不隱惡”秉筆直書的“春秋筆法”，既是史傳書寫對準確性嚴謹性的要求，也是報告文學真實性史志性的要求。可見，報告文學在中國可謂根基深厚，源遠流長，并非純粹的舶來品。
報告文學是以語言文字藝術的形式，以形象化的手法直接反映現實和歷史的一種文學樣式，是“報告”和“文學”的統一。現代報告文學的開拓者之一、捷克著名記者基希將其簡明地稱為“藝術的文告”或“藝術的報告”。報告文學的兩大特質是新聞性和文學性。新聞性指的是報告的內容必須包含新穎、鮮活的信息，鮮為人知卻又為人所關注，具備很強的時效性和社會性。新聞性決定了報告文學的內容、素材必須是真實的，不能憑空虛構，這也正是報告文學所必須具備的真實性品格。但這種真實性并不簡單等同于人物和事件的事實本身，而是一種歷史真實、判斷真實和本質真實，是在事實本身基礎上進行歷史考證、理性分析和本質評判，并予以藝術化了的真實。新聞性是報告文學區別于其它文學樣式的特質。文學性指的是報告文學具有形象化特征，允許并要求合乎真實性原則的文學想象和藝術加工。這就把報告文學與一般的新聞報導、新聞通訊等區分開來。
今年，共和國走過了整整60年的歷程。60年來，幾代報告文學作家激情迸發，紛紛投身國家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生活最前線，與時代同憂樂，與人民共休戚，主動擔當起作為文學輕騎兵和偵察兵的職責，記錄共和國發展曲折壯麗的歷史篇章，報告偉大變革時代的風云與風采。眾多報告文學作家們總是以新聞記者一樣的敏感敏銳，及時出現在國家重大事件和社會焦點、熱點問題的現場；以雙腳堅定地踏在大地上的行走者姿態，貼近大眾生活實際；以眼光朝下、以人為本、先憂后樂的人文精神，關注國計民生；以戰士的勇氣和社會良知的膽魄，以手中的筆為“匕首”和“投槍”，與一切愚昧、落后、黑暗、腐朽的事物作戰；以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自覺意識與追求，在文體形式、藝術技巧和表現手法上積極拓展，書寫了成千上萬部膾炙人口、社會反響強烈的佳作力作，為文學百花園增添了千枝萬朵耀眼奪目的奇葩異蕾，很好地發揮了報告文學的認識、教育、審美、娛樂功能，為新中國文學走進社會主流和大眾生活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貢獻。
綜觀新中國60年報告文學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劃分為“新中國成立十七年：報告文學的小中興”、“‘文革’十年：報告文學的荒蕪”、“變革期十六年：報告文學的勃發”和“轉型期十七年：報告文學的拓展與嬗變”四個階段。
十七年（1949-1966）：報告文學的小中興
十七年的報告文學，大多是以通訊報道或人物特寫的形式出現，表現的主題大多是明朗的、躍動的時代主旋律；題材內容是激奮人心、鼓舞斗志的正面事件；人物是具有新時代新風貌的新人典型。這些報告文學因對人民現實生活的貼近和真實反映，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新中國的建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使中國社會的整體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為文學戰線“輕騎兵”的報告文學，及時而敏銳地反映時代的巨變和社會生活，注重塑造時代新人，弘揚時代強音，呈現出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的現代報告文學迥然相異的主題內容和審美特征，形成了一種小中興的局面。書寫新中國成立舉國歡慶歷史場面的，如林韋《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司馬文森《新中國的十月》。塑造時代新人、英雄形象的作品，如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以詩意濃郁的筆觸贊美了抗美援朝的人民志愿軍戰士；巴金《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以人物特寫的形式刻畫了高級將領形象。秦兆陽《王永淮》、柳青《王家斌》、沙汀《盧家秀》等都是為新時代英雄人物立傳。表現社會主義建設新生活的“工業報告”，如華山《童話的時代》描寫三門峽水利工程建設，李若冰《柴達木手記》表現荒漠戈壁上火熱的開發場景；“農村報告”如柳青《一九五五年秋天在皇甫村》，講述農村紛紛走上合作化道路的生動情景。
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同志提出文藝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極大地解放了作家的思想。與此同時，蘇聯一大批“干預生活”的特寫作品涌入中國，拓寬了中國作家觀照生活的視野，也為他們提供了借鑒參考的對象。1950年代中期，作為“文學偵察兵”的報告文學，出現了一批積極“干預生活”的“批評特寫”，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引起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反響。
上世紀50年代末，受“大躍進”和左傾冒進風的影響，一些報告文學作品出現了浮夸失真的問題。60年代初中葉，出現了大量的描寫先進典型和英雄人物、表現共產主義風格的報告文學，為新時代塑造了一大批光輝的形象。如王石、房樹民《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譜寫了一曲“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頌歌；魏鋼焰《紅桃是怎么開的？》，刻畫了一名把方便讓給別人、把困難留給自己的棉紡女工趙夢桃；穆青、馮健、周原《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塑造了一位心中裝著全體人民惟獨沒有他自己的好書記；黃宗英《小丫扛大旗》，甄為民等《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西虹等《南京路上好八連》，孫謙《大寨英雄譜》，房樹民、黃昌際《向秀麗》等，描寫了一批時代英雄。
十七年的報告文學，大多是以通訊報道或人物特寫的形式出現，表現的主題大多是明朗的、躍動的時代主旋律；題材內容是激奮人心、鼓舞斗志的正面事件；人物是具有新時代新風貌的新人典型。這些報告文學因對人民現實生活的貼近和真實反映，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這一時期報告文學的主要缺陷是：對報告文學文學性的特質重視不夠，不少作品在藝術方面比較粗糙，對人物個性存在某種程度的忽視，人物形象的刻畫缺乏立體感和豐富性。此外，受時代環境的影響，報告文學一度還曾出現過較嚴重的“失真”現象。
“文革”十年（1966-1976）：報告文學的荒蕪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許多作家慘遭迫害，加之錯誤文藝路線的控制和指導，文學創作受到了嚴重摧殘，呈現出一派蕭條荒涼的景象。
“文革”十年，也是報告文學的低谷期。據統計，1967至1968年，竟無一篇報告文學問世。而自1969年起，雖然斷斷續續地出現了一些報告文學作品，但大部分卻因恪守“題材決定論”、“主題先行”、“三突出”等錯誤文藝路線，在內容和形式等方面，都存在著不少的問題。只有少數表現英雄模范事跡（如“鐵人”王進喜、好醫生李月華）的作品，尚有一定的可取之處，而其所帶有的時代印記亦是顯而易見的。
變革期十六年（1976-1992）：報告文學的勃發
變革期十六年的報告文學作品大多切近當下現實生活，反映和表現的題材與主題大多具有鮮明的新聞性和時效性，在“文革”結束之后市場經濟來臨之前那樣一個電視、數字傳媒尚不普及，市場尚未發育，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相對貧乏的年代，這些直面現實特別是揭示社會問題的報告文學接連產生了轟動性效應，也為報告文學贏得了前所未有的聲望和地位。這一時期因此也可以說是報告文學的黃金期。
新時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經濟環境的逐步改善，思想的解放和再啟蒙，文藝界“雙百”局面的日漸形成……這一切的一切，都推動著作為文學“輕騎兵”和時代生活“神經末梢”的報告文學的崛起勃發和持續繁榮，從而造就了新時期文學創作中惹人矚目的一道美麗風景。
1977年，徐遲以地質學家李四光為主人公創作了《地質之光》，受到讀者的稱頌。1978年1月，他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以數學家陳景潤為主人公的《哥德巴赫猜想》，引起了轟動效應，成為新時期報告文學的“報春燕”。《哥德巴赫猜想》描寫的是命運長期被扭曲的普通知識分子。其詩化的敘述語言、生動感人的情節設置以及對知識分子的重新肯定等，勇敢地突破了“文革”十年強加于文藝的種種條框，從而使這部作品在當代報告文學史上具有了劃時代標志性的意義和價值。從此以后，許多記者，小說、詩歌和散文作者等紛紛加入報告文學創作，報告文學如春花怒放，出現了一大批眩人眼目的作家和作品。報告文學作品的數量和質量、社會效果等，都是中國文學史上前所未見的，從而造就了報告文學別樣的藝術特質，為報告文學確立了自己不可動搖的文學地位，使報告文學茁壯成長為堪與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并肩鼎立的一種重要文體。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報告文學，包括報告“文革”制造的各80種冤假錯案的“傷痕文學”，對歷史進行追問和反省的“反思文學”，表現偉大的改革實踐，探索伴隨著改革進程出現的種種困惑、疑慮、阻力、難點等的“改革文學”，揭示、思考現實存在的各種社會弊端、干預生活的“社會問題報告”等。“傷痕”和“反思”報告，如陶斯亮《一封終于發出的信》，楊匡滿、郭寶臣《命運》，張書紳《正氣歌》，理由《揚眉劍出鞘》，大多以蘸滿淚水的傾訴或控訴，揭露“文革”浩劫帶給人們的空前災難。“問題報告”代表作如喬邁《三門李軼聞》關注現實生活中新出現的焦點問題。改革報告如李延國《中國農民大趨勢》、張鍥《熱流》、程樹臻《勵精圖治》，為改革者和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新事物歡呼。知識分子題材的報告文學尤為突出，徐遲除了《地質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外，還創作有以生物學家蔡希陶為主角的《生命之樹常綠》和描寫老科學家周培源的《在湍流的渦漩中》。黃鋼也以李四光為主人公寫下了《亞洲大陸的新崛起》，柯巖《船長》塑造了一個剛性人物貝漢廷，陳祖芬《祖國高于一切》刻畫了內燃機專家王運豐的生動形象，孟曉云《胡楊淚》則深刻描述和探究了“出身不好”的錢宗仁艱難不幸的命運，黃宗英《小木屋》《大雁情》也分別書寫了林業學家徐鳳翔和植物學助理研究員秦官屬曲折的人生，均可歸入傷痕反思報告。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各種社會問題、矛盾沖突漸露端倪，號稱“時代輕騎兵”、“偵察兵”和“突擊手”的報告文學，敏銳地將關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這些社會熱點、焦點、難點和疑點問題，譬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民工潮問題，完善法制建設問題，獨生子女、青少年教育問題，人才流動、出國潮問題，生態開發環境保護問題，婚姻家庭問題，城市交通、供水、住房問題等。代表性作品如涵逸聚焦獨生子女社會問題的《中國的“小皇帝”》，胡平、張勝友描寫出國潮現象的《世界大串連》，徐剛表現生態危機的《伐木者，醒來！》，麥天樞涉及人口流動題材的《西部在移民》，趙瑜揭露體育界種種弊端的《強國夢》，賈魯生揭示城市乞討流浪者生活的《丐幫漂流記》等。改革報告和抒寫時代主旋律的作品，則有王宏甲《無極之路》、楊守松《昆山之路》、盧躍剛《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等。歷史題材方面，錢鋼《唐山大地震》或許可謂是開辟了“災難報告”之先河，為國家災難史添上了不可或缺的一頁；胡平、張勝友《歷史沉思錄——井岡山紅衛兵大串連二十周年祭》通過撿拾諸多的歷史細節和情節，對一代人的命運悲劇進行了深入的反思；徐志耕《南京大屠殺》潛入歷史內部，為中華民族受難史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此期報告文學的題材和內容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報告文學的社會功能繼續得到強化，全方位的、多視角的、全景式的宏大敘事的作品接連涌現，使報告文學的文學性、藝術性特質得到了加強和擴展。
變革期十六年的報告文學作品，大多切近當下現實生活，反映和表現的題材與主題大多具有鮮明的新聞性和時效性，在“文革”結束之后市場經濟來臨之前那樣一個電視、數字傳媒尚不普及，市場尚未發育、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相對貧乏的年代，這些直面現實特別是揭示社會問題的報告文學接連發生了轟動性效應，在全社會都產生了相當普遍的影響，也為報告文學贏得了前所未有的聲望和地位。這一時期因此也可以說是報告文學的黃金期。
這一時期，在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史上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此期報告文學已逐漸擺脫了以前常與散文、新聞作品混淆不清的狀況，茁壯成長為一種完全獨立的文學樣式。作家對報告文學特性、功能的認識和理解迅速深化，除了高度重視“報告”的新聞性、真實性這一報告文學的“生命線”之外，非常重視題材選擇、采訪技巧、謀篇布局、環境渲染、細節運用、典型塑造、多元敘事等藝術手法的綜合運用，極大地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此期報告文學在藝術上的成就表現在：一、報告文學題材不斷拓展，新聞性和真實性的特質得到增強，能夠比較客觀、全面、完整地審視和把握現實與歷史，勇于揭示和表現社會生活中的矛盾和問題。二、塑造的人物形象大為豐富和豐滿。知識分子和普通人大量成為報告文學作品的主人公，人物性格、人物個性得到充分重視和強調。三、藝術手法上的多向開拓。作家注意吸收小說、散文、詩歌等其它文體的長處，以及電影、戲劇其它藝術的表現手法，使作品的文學性大大增強。四、報告文學作為一種新聞與文學聯姻的體裁，產生了空前的社會反響，獲得了大眾讀者廣泛而普遍的認同，從而奠定了報告文學不可撼搖的獨立地位。
轉型期十七年（1992-2009）：報告文學的拓展與嬗變
在20世紀末和新世紀十年的報告文學中，最突出的是“時政報告”，即以社會重大事件作為自己的創作對象。其次是社會焦點熱點問題報告。其三是為時代楷模、英雄立傳作歌，呼喚并重建理想、信仰、品格、情操和道德、良知的。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后，我國市場經濟開始更快發展。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革，從根本上影響了社會主潮和大眾心理，從根本上重塑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也從根本上決定了文學特別是報告文學的發展趨勢和進程。此期報告文學仍然受到眾多讀者的歡迎，但很難再現80年代“文學潮”那樣壯觀的創作井噴和接連不斷的作品轟動效應的熱鬧場面。
90年代的報告文學似乎正在逐步走向“小眾化”，在內容上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但是，對影響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重大實踐的報告，對新時代涌現出來的當代改革者、勞動者群體形象的塑造，對時代主旋律大力張揚的作品數量仍占相對多數。如邢軍紀、曹巖《商戰在鄭州》，黃傳會《“希望工程”紀實》，李鳴生《飛向太空港》等。與此同時，“社會問題報告”仍占有相當的比重，譬如有對于環境污染和生態保護（如陳桂棣《淮河的警告》）、新形勢下知識分子的生存處境（如王家達《敦煌之戀》）、貧困大學生（如何建明《落淚是金》）、貪污腐敗（如楊黎光《沒有靈魂的家園》）等社會問題的揭示和報告。這種報告已經逐漸從“激憤式”走向了理性的思考，更加重視對問題的剖析，從中引出可行的對策與建議。這一時期的報告文學，在題材空間上繼續有所拓展，高新科技領域與高科技人才、尖端軍事國防題材、革命歷史和近代歷史題材等較多地進入被“報告”的范疇；報告文學的文體形式和表現手法進一步豐富：日記體、口述實錄體、訪談體，電影蒙太奇手法、多元敘事等種種方式都被作家所嘗試和采用。
從1997年第一家文學專業網站的創建開始，文學，包括報告文學即同時受到了市場經濟和網絡等新興傳媒雙重的挑戰。受市場經濟杠桿影響，報告文學創作一方面更加重視面向市場和讀者創作，注重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可讀性和社會性，增強文學性和藝術性；另一方面，個別作家也存在著為市場寫作乃至有意創作有償報告、廣告文學的不良傾向。網絡、影視、手機等新興傳媒的流行普及，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報告文學在努力適應新傳媒環境的同時，也在試圖利用新傳媒提供的便利和傳播途徑，由此出現了如電視報告文學（電視劇、政論片等）、攝影報告文學、網絡視頻報告文學等新樣式。
在20世紀末和新世紀十年的報告文學中，最突出的是“時政報告”，即以社會重大事件，時事、政治、經濟的焦點問題作為自己的創作對象，如中國“入世”、三峽工程、載人航天、青藏鐵路、南水北調、奔月計劃、北京奧運、科學發展、改革開放30年歷程（可統歸為“新時代報告”），抗擊“非典”、抗冰雪災害、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災（可統歸為“災難報告”）等。“新時代報告”的代表作如呂雷、趙洪《國運——南方記事》，李鳴生《千古一夢——中國人第一次離開地球的故事》，何建明《國家行動》《我的天堂》，黃濟人《命運的遷徙》，胡平《心月何處》，徐劍《東方哈達》，李春雷《寶山》《木棉花開》，梅潔《大江北去》，王立新《曹妃甸》，孫晶巖《五環旗下的中國》，傅寧軍《大學生村官》和張勝友的系列電視政論片。“災難報告”代表作如記錄2003年非典的張積慧《護士長日記——寫在抗非典的日子里》、徐剛《國難》，描寫2008年初抗冰雪凝凍的陳啟文《南方冰雪報告》，表現汶川大地震的李西閩《幸存者》、何建明《生命第一》、李鳴生《震中在人心》、朱玉《天堂上的云朵》。其次是社會焦點熱點問題報告。如揭示貧困地區艱難生存的梅潔《西部的傾訴》，揭露和反醫療腐敗的朱曉軍《天使在作戰》《一個醫生的救贖》，揭示生態環保嚴峻課題的李林櫻《生存與毀滅》，描寫農民工子女教育困境的黃傳會《我的課桌在哪里？》，反映農村留守兒童嚴峻問題的阮梅的《世紀之痛》，揭示獨生子女意外死亡社會難題的楊曉升《只有一個孩子》，表現空巢家庭老人苦境的曲蘭《老年悲歌》，反映基層民主政權建設艱難進程的魏榮漢、董江愛《昂貴的選票》等。其三是為時代楷模、英雄立傳作歌，呼喚并重建理想、信仰、品格、情操和道德、良知的，如何建明《根本利益》，黨益民《守望天山》《用胸膛行走西藏》，劉元舉、康錦達《人民代表馮有為》，徐風《花非花》，張雅文《生命的吶喊》，蔣巍、徐華《叢飛震撼》，蔣巍《靈魂的溫度》等。此外，歷史題材報告文學亦時有佳作出現，如何建明《部長與國家》、張培忠《文妖與先知》、王樹增的“革命歷史題材系列”。
1992年以來，廣大報告文學作家積極參與社會生活，在重大事件面前總是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不缺席，不失語。報告文學在題材內容、理性思辨、文體形式、藝術手法等方面都有長足進步，在現場性、真實性、思想性和藝術性品格方面有較大創新拓展，使得許多作品更生動好讀，更有力量。與此同時，像《天使在作戰》這樣富于現實批判精神的作品較少，報告文學的戰斗性、政論性、干預生活的能力明顯削弱。報告文學的發表園地、生存空間有所萎縮，創作隊伍后繼乏人，現有作家藝術能力有待提高。報告文學發展既有難逢機遇，又面臨著嚴峻挑戰。
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報告文學的成就令人振奮。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雖經數十年的發展，中國報告文學仍舊是一種相當年輕的、尚在成長之中的文學品種，還存在著諸多不足和缺陷。但是，報告文學常葆的蓬勃生機與活力則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