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娘子軍》從1964年上演引起轟動，一直到21世紀的今天仍然受到國內外各界人士的歡迎。每當回憶起“紅”劇的創作歷程，就會首先想到周總理，他從一開始就關懷、鼓勵、支持中國芭蕾舞事業從無到有的發展。他和蘇聯專家親切交談合影，觀看蘇聯專家為我們排演的《天鵝湖》《吉賽爾》《曼濃》，看我們這些年輕編導排的《西班牙女兒》《淚泉》《巴黎圣母院》。他太了解芭蕾，太熟悉我們了。他在1963年11月下旬看完《巴黎圣母院》后，在休息室和我們親切交談，要我們更努力地學習芭蕾舞，要學到家，不要“半瓶子醋”。同時對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在你們可以創作我們自己的革命題材舞劇，比如可以先排“巴黎公社”。后來我們中央芭蕾舞團一直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是不斷學習國外芭蕾舞，一是不斷創作自己的舞劇。
1963年12月下旬，中央芭蕾舞團正在上海演《天鵝湖》和《巴黎圣母院》時，上級來電要求編導1964年1月趕回北京，參加研究芭蕾舞團創作革命題材劇目問題。接到指示后，我們商議，由李承祥和王希賢回京，我和肖慎團長繼續留在南京完成接下來的演出任務。
1月中旬我回到北京時，會議已經結束。王希賢告訴我會議上來了許多藝術家，提出了不少內容供我們參考。比如林默涵提出的“達吉和她的父親”，說是有少數民族，會好看；周巍峙提出“白衣戰士”，還有提“王貴與李香香”的；李承祥和我提出了“紅巖”和“紅色娘子軍”。趙■最終支持了“紅色娘子軍”的提議，認為具有三個優勢：一是家喻戶曉，二是主題歌好，三是以女性為主，適合芭蕾表現。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提議與討論非常民主開放，沒有領導與被領導之分，誰的想法好就聽誰的。
團里當時就只有李承祥、王希賢和我三個編導，都年輕，單純地搞業務，成天在一起學習，排練，吃食堂，無話不說。搞了許多年洋芭蕾了，終于可以創作自己民族的芭蕾舞劇，怎能不興奮呢？更何況電影《紅色娘子軍》我們又是那樣熟悉，劇情和人物之間的關系非常感人，里面的矛盾沖突激烈，人物形象鮮明，祝希娟演的瓊花、王新剛演的洪常青、陳強演的南霸天早就刻在我們腦海中了。這些都為我們塑造舞蹈形象提供了諸如形體外貌、性格特點等許多方便。
但是冷靜下來細想，把電影改編成舞劇的難度還是相當大的。首先是電影中的場景很多，情節很多，變換很快，而舞劇的場景則是相對固定的，也不能有太多。還有電影中的人物也是非常之多。用語言展現各自的性格特點和彼此關系比用舞蹈語匯來表現要容易得多。
當我們想著怎樣從電影劇本、電影評論中理出頭緒、列出結構來的時候，領導決定組織我們編導，作曲吳祖強，舞美馬運洪、梁曄及四個演員去海南島體驗生活。后來的實踐證明，這讓我們走出了從劇本到劇本的誤區，真實地在生活中進行了創作。
當我踏上那屬于亞熱帶氣候的海南島，立即被它綺麗的風光和純樸的民情習俗所吸引。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頭戴斗笠、身著鮮艷上衣和肥大的喇叭褲的婦女，她們在椰林樹下挑著重擔一顫一顫地走著，形態是多么的粗獷、矯健而又優美啊！還有就是那里一望無際的椰林。有的椰子樹可能是剛冒頭的時候受了什么打擊，先是橫著長了一段，然后再向上生長，我們立刻感覺這和瓊花的命運很像。后來在做舞臺布景時，把它放到了第一幕里。這是我第一次為創作而深入生活，當時每到一地都產生強烈的新鮮感和濃厚的興趣。
我們走進椰林深處的寨子，和老鄉們同吃同住，感受他們的生活習慣。我們到過當年蘇區開萬人大會的紅場，土臺下的廣場現在依然很闊大，老赤衛隊員帶著我們參觀，講當時開大會的盛況。參加的有紅軍戰士、赤衛隊員，還有拿著紅纓槍的兒童團員。群眾也很多，唱歌、喊口號，很是熱鬧。在現場，我看到了一種樹，高大的樹干筆直地生長著，樹枝上開著很大的紅花。老赤衛隊員告訴我說那是木棉樹，當地人為了紀念紅軍，現在叫它英雄樹。這種樹后來就被我們放到第二幕里做了主要的背景。我們還向老百姓學習當地的舞蹈。看著他們的舞步，我們突然意識到這不是單純的海南民間舞，這里分明包含著蘇聯人的舞步，我們想，這可能是曾擔任過中央戲劇學院院長的老革命李伯釗同志20年代末從蘇聯回來，教很多紅軍戰士跳的舞，居然都傳到了這里。這也使我們聯想到全國的蘇區也還是有著許多的共同點的。從五指山到萬泉河，我們在海南島走訪了許多地方，聽娘子軍的老戰士講她們的戰斗生活和她們的戰友。聽過訴苦會，盡管時間過去了那么久，可是至今依然難以忘記。會上群眾講到激動處有哭的，有喊口號的。還聽到了很像瓊花的一位姓黃的婦女主任的一些經歷。她曾是地主家的丫頭，跑出來，被抓回去，地主婆用很燙的粥倒在她身上，還叫她頂著水盆跪在地下。她說，她想的就是還要逃，不能這樣下去。我們還參觀了階級教育展覽，看到各種刑具，看到水牢。我們在高高的山上，看到很多黎族婦女在織布，年紀大的臉上都刺著各種條紋，她們當年故意讓臉難看，為的是不叫惡霸地主糟蹋。這一切正如梁信說的，壓迫太重，不能不反抗。
我們幾個創作人員，一邊參觀采訪，一邊互相交談感受，談創作靈感，經常是互相啟發，互相否定，又互相支持補充。一個半月下來，豐富的生活使我們對電影中的典型環境、典型人物有了比電影本身更多、更廣、更深入的了解、認識和感動。生活充實了我們，豐富了我們用舞蹈表現的形象，調動了我們的激情。
豐富的生活，使我們從電影中跳出來，看到的不僅是故事，而且是活生生的人，是水深火熱你死我活的斗爭，是英雄主義氣概，是階級的深情……這樣，瓊花的形象在頭腦中漸漸豐滿了，矛盾線、行動線也逐漸清晰起來。當我們再回到海口研究舞劇腳本時，很順利地就找出了6個場景和主要事件，寫出了舞劇腳本（框架結構）。幾個編導分工，又順利地寫出了各場的音樂長度表。林默涵、趙■看后表示滿意，5月中旬便開始排練了。7月中旬，全劇在鋼琴伴奏下進行了聯排，大家都為任務的高質量高效率完成而興高采烈。
這時趙■對我們說，咱們再在禮堂進行一次聯排，請部隊和文藝界的一些人看看，我們要冷靜下來聽聽他們的意見，才可以發現不足，離國慶演出還有時間，我們可以進一步加工，使我們的演出讓領導滿意，讓藝術家滿意，讓群眾滿意。
在趙■的安排下，部隊和文藝界各方人士一起進行了審查，像一家人那樣，為了我們這個戲的更上一層樓而提出了不少意見。比如著名話劇導演、青年藝術劇院院長吳雪針對“序幕”的一席話使我茅塞頓開。他說，你這個“序幕”的表現方式像話劇，你們是芭蕾舞劇，一開始就應該有芭蕾舞的特點。還有林默涵，針對第一場中瓊花被打，暈死在地上，南霸天一行人下臺后再慢慢蘇醒過來的劇情說：“海南島常有雷陣雨，瓊花被雨澆醒可能更好。”這個意見真是很好，我據此把它設計成瓊花暈倒在地，遠處雷聲傳來，南霸天看到天要下雨而率眾退場。此時音樂停止，舞臺上電閃雷鳴，大雨瓢潑而至，充耳是刷刷的雨聲，之后雨停，在一段抒情動人的音樂聲中，瓊花慢慢蘇醒過來。這一段的演出效果極好，曾有一位非洲國家的總統夫人，看完戲后還要求上臺看看是怎樣表現出這場雷陣雨的。
還要特別提到的是北京軍區政治部和其他部隊的同志。他們認為戲不錯，但是提出只像“娘子”不像“軍”的問題，并對我們故事情節中的阻擊戰等戰斗方面提出了一些具體意見，大家也都爭著談了些自己的看法，最后，他們同意接受我們130個演員與樂隊演奏員去38軍“當兵”兩周。在這期間，創作人員消化意見，進行創作修改。
這次的“當兵”收獲是多方面的，演員們從部隊回來，興奮熱烈地向我們談到他們的部隊生活：和部隊聯歡，學習部隊戰士動作等等。他們還自編了一些舞蹈小品給我們編導參考，這些又都為我們帶來了新的靈感，重新排了幾個舞段。又是一個多月的緊張排練，9月下旬我們迎來了周總理。他在天橋劇場看完我們的彩排后，給予了我們極大的鼓勵，并且立即邀請我們到人民大會堂的小禮堂做國慶招待外賓的演出。那次也是《紅色娘子軍》的首次公開演出，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10月初，《紅色娘子軍》在天橋劇場上演，觀眾的熱情程度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10月8日，我們在天橋劇場迎來了毛主席。看后，毛主席給了三句振奮人心的評價：“方向是正確的，革命是成功的，藝術上也是好的。”接下來《紅色娘子軍》去了深圳，香港的朋友都過來看，給予了高度評價，甚至有人認為比《天鵝湖》還好看。
《紅色娘子軍》在“文革”前不斷地上演，很快成了國內外知名的舞劇。1966年2月，阿爾巴尼亞國家歌劇院芭蕾舞團邀請我們去給他們排演全劇。當全劇在其首都地拉那上演時，受到了國家領導和群眾的熱烈歡迎，演員們也很激動。女主演演出時激動地流出淚水，一個女演員有一個腳趾關節長了一個包，她把舞鞋剪個洞堅持演出。
一轉眼，45年過去了，在藝術繁榮、群星燦爛的今天，《紅色娘子軍》依然受到觀眾們的熱烈歡迎，長盛不衰，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們好好回味一番的。
（作者為舞劇《紅色娘子軍》編導之一、原中央芭蕾舞團副團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