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30年，先后有數十萬人參與其中，最終形成上百億字的基礎資料，出版298卷、400冊、4.5億字的省卷本，被譽為“中國民間文藝的萬里長城”的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終于在2009年9月輝煌面世。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共10部，包括《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中國戲曲音樂集成》《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中國曲藝音樂集成》《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中國戲曲志》《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中國曲藝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60華誕獻上了一份厚禮。
作為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總編委會主任，中國文聯名譽主席周巍峙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說：“我一生從事過很多工作，在我的生命里時間最長、傾力最多的莫過于這十部集成志書的組織和編撰工作。它占據了我生命里四分之一還多的時間，為此時刻掛懷，不敢懈怠。”平實的語言中，傳達了這位老人對保護民族文化始終懷有的一份神圣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耳濡目染 專心集成
記者：您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接受這項任務的？是否也與您的個人經歷有關？
周巍峙：作為一名文藝工作者，我對民間文藝有深厚的感情，因為我從小就受到民間文藝的熏陶。我非常喜歡那些清麗悠揚的鄉間小調，甚至還去看和尚、道士為死者做道場，聽他們念經、唱民歌、表演樂器合奏。此外，還參加過群眾性的演出，在春節活動中扮演女孩表演挑花籃的節目，親身體會到民間文化和民俗活動的魅力。參加工作以后，我走遍祖國的大江南北，發現老百姓特別喜愛唱民歌、貼年畫、跳秧歌、看地方戲，民間文藝這塊寶藏太豐厚了，真說得上是歌舞如海，內蒙古是這樣，新疆是這樣，云南、貴州也是這樣，都讓我特別感動。解放后到國外進行文化交流，由于當時我們國家的西洋音樂水平還不夠，交流也比較少，所以主要就是向世界介紹中國的民間歌舞，后來組織大規模對外演出，主要也是民間舞蹈。我的個人興趣、工作體會和國際交流的經驗讓我覺得民族民間的文藝太重要了，愿意為之奉獻終身。
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祖先所留下來的文化遺產，除文字記載的以外，還有大量的蘊藏在民間的各種文藝形式之中，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而處于口傳心授、自生自滅的狀態。特別是在大的時代變動下，祖宗留給我們的文化財富很容易就消失了，長期穩定的時候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從整個民族來講，我們要上對得起祖宗，下對得起子孫，民族民間文化絕不能在我們的手里斷送了。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各級文化部門曾組織文藝工作者搞過文化遺產的搶救和民間文藝的普查、搜集工作，也有了大規模編撰的打算，但終于由于種種原因未果。民間文藝就是老百姓自己的文化生活，歷朝歷代，統治者可能會反對佛教、道教，但沒有說哪個皇帝會跟民間的東西過不去。而在十年動亂期間，民間文藝大受摧殘，都變成修正主義，被當作“四舊”，好多東西都砸了、燒了，最后只剩下八個樣板戲，像葫蘆絲最后都是在死人的棺材里面保存下來的。
在這種情況下，搶救的工作非常迫切，我們要抓緊時間做這項工作。到了改革開放之后，終于有了盛世修志、編撰文藝集成志書的條件。1979年，由文化部、國家民委和中國文聯有關文藝家協會聯合，陸續發起編撰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的工作。這項編撰工作受到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工作的重視，分別被列為“六五”、“七五”、“八五”時期國家重點研究項目。這項工作不再像過去那樣只是一個人、兩個人、幾十個人的事，也不像國外那樣只是學者個人的搜集，而是以整個國家的力量，自上而下，全面部署，這樣就不會遺漏，也不會留下遺憾。這項工作一搞上去就放不下手了，有十年時間我都沒有出門，社會活動也很少參加，就專心搞集成，用我的長處為國家做一點有益的事情。
面向未來 迎難而上
記者：現在來看，十大文藝集成志書的編撰可以說具有非常長遠的文化戰略意義，當時是怎么考慮的？在“文革”結束后不久就開展這樣巨大的工程，是否也遇到很多困難？
周巍峙：我們搶救民族民間文藝，更多地是針對現在，是為現代人服務的，因為這也是人們的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需要。改革開放以后，外來的文化很多，帶來的沖擊也很大，所以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的采錄編撰也是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一項必要措施，使我們的民族不至于在文化上變得薄弱。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他應該有權利看到本民族的文化；作為一個文學家、藝術家，他應該有這方面的滋養。沒有一個偉大的作家對本民族的文化是一無所知的。中國的魯迅、郭沫若、茅盾，外國的托爾斯泰、巴爾扎克、莎士比亞都對民族文化有充分的修養，沒有這個修養寫出來的東西就沒有什么深度。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是怎么寫出來的？我們到他家里去的時候，他就經常推薦我們聽廣東的民歌，他自己在上海的時候也搜集民歌。一個作曲家，應該掌握多少民族民間的知識才能算是合格的，我覺得應該有規定，不能一出口就是“洋氣”。
記得還有人講官話，說“活人的事都忙不過來，還忙死人的事”？把遺產說成“死人的”，我說這個想法是錯誤的。搶救文化遺產不是死人的事，而是現代人的事。一個人，只曉得吃飯，精神狀態很不好，沒有什么朝氣，能起得來嗎？一個民族，如果沒有自己的文化，憑什么在世界上立足？還有人說我這是“超前意識”，意思是說這個事情搞早了，應該等到經濟建設好了再去進行這一工作。持這種觀點的人既對民間文藝的意義和現狀不理解，也沒有看到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之間的辯證關系。搶救都有點晚了，還說是“超前意識”，以前有機會不搞現在再去搞，得損失多少？好多文化現在都沒有了。西藏有個老藝人在北京演唱，回去才三個月就去世了，有三分之二的內容都沒有記錄下來，非常可惜。
我們有很多文藝集成志書工作者數十年如一日，把最寶貴的青壯年時代投入到這個工作中，無怨無悔。湖南省湘陰縣文化館的陳艷同志拖著患了癌癥的身軀，走遍全縣，步行千里，重點采訪了85位民間藝人，搜集了60多個舞蹈節目相關資料，整理編排出20多個舞蹈節目。最后累倒在床，還讓丈夫背著去節日舞蹈的現場采風。她逝世時年僅37歲。正是各省、區、市、縣、鄉無數的文藝工作者跋山涉水、走鄉串村、走訪藝人，搜集了大量文藝集成基礎資料，搶救了大量瀕于絕滅的文藝資料，終于形成今天兼具全面性、代表性和科學性的十大集成。
十大文藝集成志書的編撰涉及到藝術學、社會學、民俗學、文學、歷史學、民族學、宗教學、美學等學科的內容，為這些學科的研究提供了基礎性的資料和基本的理論。比如民歌、史詩等都具有多學科的價值，蘊藏了多少歷史的細節，不光對于文學研究，對于歷史學的研究，意義都非常重大。十大集成的編撰工作越來越受到中外專家學者的好評，有的稱她是“中國民間文藝萬里長城”、“中華民族文化長城”，有的認為它是“中國民間文藝的百科全書”，可以說是“恩澤后世”的。用現在的話說，我們做的也算是中國最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吧？不過，在商業文化大潮的沖擊之下，它的社會效益還需經受歷史的考驗。
記者：十大文藝集成志書的普查、搜集和編撰、出版的規模如此之大，而且歷時很久，經費是否也是一個問題？
周巍峙：我除了因為身體原因沒有去拉薩外，全國各地都去過了，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去得更多：貴州就去了5次，新疆、寧夏、青海、云南也去了多次。每次都有很多事要做，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見當地領導，要錢。當時就是這么個情況，來回奔波，一年去六七個省，最早的時候每年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外面。概括起來就是“跑斷腿、說破嘴”，再加一個“不要臉”，酸、甜、苦、辣嘗遍，“冷板凳”、“熱屁股”都遇到過。本來我是不參加宴會的，但是為了經費不得不去，經常在吃飯的時候我就說了：這個事情要重視啊，新中國成立這么多年了，你們這個地方的民族的、民間的文化都沒有搜集成冊，說出去也不大好聽哪！下面也有意見啊！后來人家就知道我一吃飯就會說這事，從第二筷子就開始說。人家就說憑你這80多歲的人了還在外面奔波，我們也得給錢啊。
經費其實反映的是對民族民間文藝重視的程度，編輯經費是地方政府出，出版經費是我們出，沒有錢就只能拖。假如有現在這個經濟條件，我看至少可以提前10年完成。但那時候真是難啊，為了寧夏的10萬塊錢，我找到他們第一書記，他批準了說給，但半年之后才拿到。貴州的好多文化事業都是零預算，辦事的時候撥款，沒事的時候就閑著，沒有常設的活動經費，貴州第一次開編輯會議都是我們出的錢。好多地方都窮得很，都是國家出錢。中宣部的同志很理解這個情況，說他都80多歲的人了，我們多給點錢吧，讓他少跑一點路。劉云山同志一見到我就問是不是缺錢啊，我說是缺啊，就撥款，開始是一年50萬，后來是100萬。否則我還得到處跑。
最后這20多卷的編輯出版特別難，因為這個工作是低報酬，好多人都開小差了，口上說我來搞、我來搞，實際上沒有動。最后我不得不一本一本地催，一個人一個人地催，終于才在今年都印出來了。要是不催的話，還是會拖下去，但是絕不能再拖了。改革開放30年，我們這個工作也持續了30年，都那么大年紀了，還有好多參與者都已經去世了。
尊重歷史 百花齊放
記者：面對如此浩瀚復雜的民間文藝資源，怎么才能把它的真實面貌反映出來？在采錄和編撰的過程中有什么原則？
周巍峙：我們做的是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所謂集成，就是集大成，所以就不能只選幾個重點，而是所有的品種都應該有。像民歌，號子、山歌、小調就都要有，不能有遺漏。有一些是包括封建思想的，甚至政策錯誤的，但它是一個品種，你就不能因為它的內容有問題就把這個品種給去掉了。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要有全面性、有代表性，同時還要有科學性，科學的態度是最重要的。
集成工作涉及的問題很復雜，有時會碰到兩家同源但又不一樣的情況。同一個歌子，漢族這么唱，少數民族那么唱；同樣是大鼓，北京是以劉寶全為代表的京韻大鼓，但天津說你們那是從我們這里過去的，它的起源的確是這樣，但是到北京以后發生變化了；評劇也是從天津發展起來的，但在北京發展以后就和原來的不一樣了；少數民族之間也有爭論，四川的大涼山和云南的楚雄都是大的彝族聚居地，楚雄的彝族是從大涼山過去的，采錄的時候怎么辦？雙方都要請教，因為我們的觀點是必須有根據，只要言之有據，就可以諸說并存。這種做法就是“講流不講源”，我們要忠于歷史，根據它的具體成績去采錄，不做過多的推論，以免引起無謂的爭論，其他的就讓后人去評說吧，這樣做就比較科學了。像民歌《茉莉花》流傳多個省份，我們就把現有的材料都記錄下來，至于究竟哪一個省是最早的，就不寫了。這不僅是資料搜集問題，也是一個學術態度問題，絕對不能武斷地用一方把另一方掩蓋掉。
政治問題和民族關系也很難處理。土改中、解放戰爭中，都出現過一些錯誤的東西，有些民歌中也反映了過“左”的政策，可這個品種的民歌就只有這一個詞，那就只能采用了，但要注明一下當時的背景。因為我們不是去改造歷史，而是記錄歷史，盡管歷史有錯誤，但該記錄的還是得記錄。內蒙古有歌子是講成吉思汗的，寫他“征破歐亞稱雄威”，這就很不好辦了。我們不認為這是正義戰爭，這也是我們國家的態度。但在注解里面這樣寫人家接受不了，因為成吉思汗在蒙古族人民的心中是非常神圣的。第二種方式是改成“南征北戰稱雄威”，就沒有地域性了，但還是不行。經過民委和本民族商量了一年多，最后決定不用了，內部出版。
牽扯到國際關系的情況就更復雜了。比如《阿里郎》，朝鮮說是他們的，韓國說是他們的，我們則認為中、朝、韓三者兼有。還有哈薩克的民歌《送我一支玫瑰花》也存在類似情況。我們在編輯過程中總結出這樣一條原則：我們所收集的民歌必須是在我們這個民族里流行。沒人傳唱的歌就是外國的，就不能收錄。有人傳唱，就意味著我們有傳承人，那我們就有道理可講，有權利編輯出版。西雙版納的傣文和德宏的傣文是不一樣的。那德宏搜集的民歌就用德宏傣文，西雙版納搜集的民歌就用西雙版納傣文，那泰國就提不出異議。
記者：少數民族這一部分似乎特別引起您的關注？
周巍峙：改革開放之后，有些少數民族的觀念完全變了，出現了很多難以預測的變化，有些都不唱民歌，就唱流行歌曲，也不跳民族舞蹈，就跳迪斯科，這很讓人擔心。少數民族學習別人，用改造后的唱法來唱，也不是不行，這也是一朵花；但是如果都這樣的話，那少數民族的歌舞就沒有了，就把少數民族人民最基本的一種表達情感的方式給否定了。這樣就不是百花齊放，而是一花獨放，不值得提倡。我們之所以要搞原生態，就是出于一種保護意識。有些少數民族對民族歌舞還不知道保護，有些還比較好，要是有個主要演員在北京的話，像西藏的才旦卓瑪、內蒙古的德德瑪，還是知道保護的。而且民族和民族之間也存在一些客觀差異，藏族、蒙古族和維吾爾族的基礎都比較厚實，不太容易把自己給否定掉。但有些小的民族，像基諾族，不保護的話就真的不行。還有清代從沈陽移民一萬多人到新疆屯田戍邊的錫伯族，后來就定居下來了，錫伯文的基礎也留在了那里。錫伯族的孩子小學學錫伯文，到了中學反而不學，改學英文了，民族的語文就消亡了，怎么談得上繼承呢？自己民族的感情就沒法準確表達了。我們有55個少數民族，所蘊含的內容非常豐富。藏族不只集中在西藏，四川、青海等地都有藏族，都有藏文化，而且彼此不同，都應該反映，要平等地對待。福建有畬族，浙江也有畬族，他們的文化都要收錄。他們的風格不一樣更好，只要有自己的特點，我們就應當保護。
年方九十 壯心不已
記者：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的編撰出版工作終于告竣，以后是不是可以放心地做自己的一些事了？
周巍峙：十大集成從1992年開始出版，到現在17年了，色彩、裝訂、紙張都不太可能保持一致，雖然不影響使用，但是現在既然都出齊了，我們還是準備重新裝訂一次，同時改正一些錯誤。此外，由于當初技術條件的限制，好多工作都還不夠理想，比如戲曲的記譜特別復雜，以前的工具完全不夠用，還需要將來逐步完善。五線譜也沒有來得及做，因為要做的話就不知道等到哪年哪月了，但是將來還會做的。
民間文藝浩如煙海，對它的挖掘、整理、研究、編纂可謂任重道遠。十部文藝集成志書的完成并不是我們工作的結束，可能只是一個新的開始，還有許多重要的民間文藝瑰寶等著我們去搶救。現在新的集成又上馬了，首先要為我們民族的節日清明、端午、中秋、重陽、春節編一部志書。節日，是一個民族成長過程中非常重要的節點，是全民族的情感交流，人們不分男女老少、甚至不分階級地團結在一起了。我們小時候的人際關系就是靠過春節得到加深的。再像中秋這個節日，多少著名詩人寫了多少偉大的詩篇，可見它的影響之大。而且老百姓一到中秋節就會想起親人，當然小孩子更多是想月餅，但大人都會想到遠離的親友，出門的都會想起故鄉的親人，這個節日就把大家無形地聯系在一起了。可惜我們過去把節日和民俗都作為落后的東西、封建的東西對待，對它們沒有足夠的重視。現在我們要恢復起來，要恢復就得有載體，所以我很支持這個工作。還有就是民族史詩，現在國家也批準下來了，也由我管。將來對于港澳的民間文藝，也要有集成，雖然情況比較特殊，但是不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