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在時空的坐標中，一個人生的輾轉輪回、一段歷史的滄桑巨變由此定格。從女性的立場來看，西藏婦女的解放與發展更具有典型的意味。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西藏的女兒——60年60人口述實錄》一書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獨特的觀察視角。透過這些口述的歷史，從跨越幾個時期的長者到新生的一代，如溪流般平實自然的語言使往事不再遙遠，那曾經的貧苦、目睹的慘狀被幸福的生活所替代。這其中，藏族女性藝術家的藝術人生不僅呈現著一份獨特的藝術風景，也顯現著藏族文化藝術的接續傳承與綿延發展。為此，我們特選載了該書中由池雨花采訪整理的兩位藏族女性藝術家的口述實錄，通過她們的視角見證這里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傾聽她們為這一片雪域高原踐行藝術使命的訴說……
西藏的女兒
——西藏和平解放60年女藝術家口述成長史
才旦卓瑪 后來的《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想唱這首歌。當時很多人都不理解，連漢語都說不利落的我為什么要唱一首漢族創作的歌曲，但是老師懂得我的心思。我想對黨說的話，都在這個里頭表達了出來。
德珍 現在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時代。因為原先西藏的女孩子就不能畫畫嘛。當時的繪畫形式基本是唐卡，唐卡是女孩子不能學的。現在，好多女孩子都在學畫唐卡，也自己出了一些作品。
才旦卓瑪：從農奴的女兒到人民的歌唱家
我出生在西藏日喀則的一個農奴家。藏族普通老百姓對生日也不重視。我只記得媽媽說過，我是在割麥子的時候出生的，記得那年是藏歷的老虎年，大概是1937年吧。后來我去內地上學的時候，在填表時就填上了1937年。組織上要求我把出生月日填上，實在是記不住日子了，就選擇了8月1日“建軍節”作為自己的生日。
我的父親曾是制作首飾的銀匠，在舊西藏，銀匠鐵匠的社會地位被認為是社會底層。我的家庭是比較窮的，也沒地，也沒有房，所以過的是農奴的生活。農奴租地主的、西藏貴族的地啊什么這些，我勞動，反正最后收獲給他一半，我們自己一半。但是你今年收成很好，得到一半是可以的，今年收成不好，農奴主的還必須要交，因此生活上完全沒有保證。
在舞臺上演唱的才旦卓瑪（中） 中國文聯網記者 孟祥寧/攝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解放軍到了我的家鄉日喀則，他們的駐地跟我們家很近。剛開始不了解解放軍，有人說，解放軍又搶東西，搶什么，說給我們老百姓聽嘛。后來我們發現解放軍從來不給老百姓找麻煩，而且他們住的都是搭的帳篷。因為我記得很清楚，我們打水有一個井比較遠一點，我們從家里帶著桶去，打水的地方有很多農田吧，農田冬天不種東西，空閑的，空了以后，他們在那里搭的帳篷，然后就住在那里，吃在那里。以前藏兵來必須要占老百姓的房子。反正到我們這選了這個房子，選了這個地方，你必須要騰出來，而且騰出來以后，他住在這里，他的吃的，都得你們負責，這兒的老百姓負責。所以一對比嘛，發現解放軍不是那樣的人，他們從來不給我們找麻煩。
當時部隊有一個文工團，他們天天又唱又跳，我可羨慕了，我想我們什么時候能夠這樣啊。為什么羨慕他們呢？ 主要是他們唱啊，跳啊，我們感覺他們生活沒有什么壓力，有吃的，有穿的，過著非常幸福的生活。部隊文工團深深吸引了我，漸漸地，我開始參加由青聯組織的一些活動。
我那時候參加活動就是唱唱跳跳。唱唱跳跳，還給我們一點吃的東西，吃的都是好的東西，家里沒有吃過的。我們家里只能是糌粑啊、喝茶啊這些，他們那里有糖啊、餅干啊，這些東西很多，給我們吃，所以我就想，這樣多好啊。他們聽了我唱歌以后，就說：你唱得很好嘛，你到我們這來，給你吃的，給你穿的。
那個時候我自己想去文工團，但還不敢自己做主。我就這樣跟他們說了，我說我想，但是我要先跟家里說，看家里父母同不同意。后來他們說沒有關系，我們跟你們家里說。正在考慮是否加入文工團的時候，1956年，正好有一個由西藏團委組織的赴內地參觀的機會，他們組織了一個“西藏青年參觀團”去內地，我被選為其中一員。因為有許多藏族青年在一起，家里便同意我去了。1957年初，我就與其他藏族青年一起去內地參觀了。
參觀團在內地參觀了一年，我們到了北京、上海、武漢、南京，東北那邊，大連啊什么，都去了，參觀了十幾個省區。剛開始的時候，我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就心里有點怎么說，緊張吧。那個時候我們西藏有反動的宣傳嘛，他們說共產黨來了以后，就是要把西藏的好多年輕人都帶到內地去，還回不去了。到哪里去，我還能不能回得去，就想這些，就有點緊張。到了北京以后，我們第一個地方就是到北京嘛，毛主席、朱總司令、周總理都接見我們。我們那個時候在西藏就知道有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我們都叫朱總司令。因為解放軍進來的時候，帶著照片，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都知道，這兩個是好人。所以當時毛主席和中央領導接見的時候，也非常激動的。我們到的地方都和西藏不一樣。再加上那個時候我們的生活天天好得不得了。有吃的，簡直是非常幸福。然后我們到東北去以前，給我們每個人做的皮大衣，鞋子帽子什么都做好了，一個一個都很漂亮，知道嗎，看看自己，互相看看，大家都高興得什么似的。
去內地參觀前沒參加文工團嘛，回來以后就參加了文工團。為什么呢，我從內地回來后，我家里一看，我父母一看，他們說，我小孩都變樣了，原來穿的舊粗氆氌衣，換上了鮮艷的毛料新藏袍，人養得又白又胖。父母說，小孩都變了，共產黨這個人可能會是好人。后來我也跟他們說嘛，人家內地人怎么過生活的，人家農民都是自己種自己拿走。后來我媽媽又說，這個共產黨肯定是個好人。后來我去參加什么活動，她說你去吧，爸爸也說你去吧，就這樣，我參加了文工團。
那是1958年，我21歲。到了文工團，我目不識丁，困難重重。領導便送我到陜西咸陽，進入設在那里的西藏公學學習文化。在那里的半年，我們開始學那個bpmf，學漢語拼音，還學藏文。
在西藏公學學習半年之后，機遇再次降臨到我的面前。為了培養西藏音樂人才，上海音樂學院開辦了民族班。1958年的一天，上海音樂學院來咸陽西藏公學招生，我報了名，竟然被錄取了。當時學校來招生，我們好多人都考試嘛。老師就聽我們文工團的人介紹，有一個女孩嗓子很好的，叫才旦卓瑪，你們可以聽一聽。我憑的就是這個嗓子，其他什么也沒有。
1958年底，我進入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民族班學習。剛開始，語言不通，我是漢字認一點點“你我他”之類的，藏文稍微會一點點。氣候、水土、飲食都讓我感到不適應。剛開始我經常偷偷哭泣，也產生過回家的念頭。但學校對藏族學生非常照顧，讓我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溫暖，漸漸地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學習。剛開始學習時，我鬧過很多笑話。老師上樂理課，在上面寫著簡譜，看老師寫的“123”，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后來問旁邊一個從青海來的藏族同學，老師寫的“123”是什么意思？同學說那就是簡譜。
幸運的是，我在上海音樂學院遇上了幾位好老師，最重要的一位就是王品素老師。第一次上課，王品素老師把我領到了音樂教室聽唱片，我聽著那些花腔女高音，聽得入迷，禁不住模仿起來，老師驚訝極了，因為她竟然在鋼琴上找不到我的高音區。老師當即決定不讓我走傳統路數，讓我盡量保留藏族民歌的演唱特點，指導我通過科學方法把自然狀態發揮到極致。現在想來，老師做的是一個了不起的決定。正因為這樣，我才沒有丟失自己的嗓音特質。
我們藏族歌曲的最大特點，是既高亢嘹亮，又悠遠婉轉，這也許是遼闊的草原環境對藏族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吧。但是，以往在藏歌演唱中高亢嘹亮往往失之單薄、甚至刺耳，悠遠婉轉常常顯得纖弱，較好地彌補這一缺陷的一個演唱技巧，是源遠流長的藏戲唱腔中的“震谷”。所謂“震谷”，是藏戲唱腔的特殊裝飾顫音技巧，不經過特殊的長時期的訓練，是不容易掌握的。王老師對“震谷”作了深入研究，充分肯定了它在藏族歌唱中的重要作用，同時針對它發聲中存在的弊病，精選多首典型的藏族民歌作練習曲，指導我用氣息支持歌唱，使喉頭和聲帶活動自如。經過反復練習，我逐漸感到氣息暢通，聲音靈活。第一個試驗就這樣獲得了成功。王教授為我制訂出一個又一個更高、更科學的教學計劃，經過長期艱苦訓練，我練就了一副優美圓潤、洪亮委婉、具有濃郁藏族韻味的好嗓子。
我最早的成名曲《翻身農奴把歌唱》，是1959年為一部紀錄片所唱的主題曲。這個歌是這樣的，他們北京新影制片廠拍了一個大型的紀錄片《今日西藏》，紀錄片里都是反映西藏的，從西藏的過去到民主改革，這個里頭要用這樣一個歌，他們寫了一個歌，他們希望最好能夠由藏族同志來唱這個歌，后來他們知道我在上海學習嘛，電影制片廠就跟學校聯系，能不能叫我唱，后來王品素老師說可以。老師跟我說了以后，我跟老師說，老師我不會唱那個，漢語那么多。老師說沒事，我給你一句一句教，一定會教好的。老師就開始教我。就是這樣的，然后會了以后，就到北京，在當時那個新影廠吧，在他們那里錄了音。
后來的《唱支山歌給黨聽》，是這樣的，很有意思，它不是我首唱的。差不多1962年，這個歌任桂珍老師唱了，我一聽這個歌這么好，特別是我對這個歌詞，感受非常深，“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對我來說就是這樣。“母親只生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這是我自己想說的話。我就跟王老師說，我想唱這個歌，老師一笑，她說你怎么想到唱這個歌？我說這個歌，我很喜歡。她說喜歡什么？我說喜歡這個歌詞，我說歌詞它表達出我對黨的感情，我想對黨說的話，都在這個里頭表達了出來。我說“舊社會鞭子抽我身”，雖然我的身上沒有，但是我親眼看到我們好多藏族的農民們，身上有這個，我都看到了。然后就是“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我說我自己的路子有點像這樣走過來的，我說共產黨來了以后，看到共產黨派來的那些解放軍，他們的行動，他們對我們的愛、感情，我都想表達出來。后來老師說那行吧，上課不可能，你下去先練一練看看，然后下次上課的時候，我聽一聽。
當時很多人都不理解，連漢語都說不利落的我為什么要唱一首漢族創作的歌曲，但是老師懂得我的心思。王品素老師費了不少周折給我找到了曲譜，又一字一句地給我摳漢語歌詞，還請到了這首歌的作曲朱踐耳老師來聽我的演唱。結果朱踐耳和王品素老師一樣被打動了。到了給學院匯報演出時，我的演唱一鳴驚人。后來，在1963年舉行的“上海之春音樂會”上，我演唱了這首《唱支山歌給黨聽》，結果反響很好。我剛開始唱的時候，自己有點控制不住了，我眼淚都出來了。這個歌唱完了以后，上海廣播電臺，那個時候沒有電視，都是廣播電臺錄音的，錄音了以后全國都放，而且放了以后，大家都覺得很感動。這首歌，我從學生時代一直唱到現在，唱了將近50年，始終沒有放棄過，因為我自己想說的話，在這首歌中都能夠說出來。
1963年，國家籌備慶祝國慶15周年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當時我正在參加一個大型歌舞演出，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看了，很喜歡我的演唱。周總理說，《東方紅》的演出最好有各民族的演員，在各地的一定要調回來。于是，被選中的我作為從西藏走出來的第一代歌手來到了北京。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首次與觀眾見面。我在《東方紅》中演唱了《百萬農奴站起來》。演出結束后，毛主席接見演員代表，我就坐在他老人家的身后。當時，周總理看到了我，就介紹給主席，告訴主席我就是剛才唱《百萬農奴站起來》的藏族姑娘。主席回過身，微笑著向我問好，然后把手伸向了我，我一下子握住了主席的大手，激動得不知如何是好。主席的手特別大、特別溫暖、特別有力量。主席握著我的手教導我要好好唱歌，要為西藏人民多作貢獻，我當時興奮得眼淚不停地流，根本說不出話來了。后來，所有的演員都爭相和我握手，他們認定我的手上還有主席傳遞的溫度。
參加《東方紅》的演出后，1965年，28歲的我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我沒有去北京或者留在上海，而是回到西藏，是周總理對我說的一些話使我作出了這一決定，我從來沒有為此后悔過。演完《東方紅》后，親自抓《東方紅》制作的周總理在上海和我見了面。總理說，你現在畢業了，怎么樣？我沒吭聲。總理說，你還是回去吧，回西藏吧，因為西藏需要更多的你們這樣的干部回去做工作，你也是不例外的。他說，你是搞歌唱的，藏族歌唱家，歌唱演員，你回去了以后，可以更好地為西藏人民服務，你是唱藏族民歌的，唱好藏族的民族歌曲，你不能離開你自己的土壤。我說行，我說我回去。我知道來內地，生活條件和其他方面都比較好，我也懂得有些人完全是出于愛護我、關心我。但是我覺得還是不想離開養育自己的這片土壤。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特別是少數民族的歌唱演員，就更加應該在自己的家鄉扎根，這樣會更好一點為家鄉人民服務，為全國人民服務。那時我就想，一定要為西藏、為人民歌唱一輩子。
回到西藏之后，我進入了西藏歌舞團。幾十年里，我幾乎走遍了西藏的每個角落。那時候在西藏也是天天在下鄉，盡量在村里頭發揮得更好，我們什么農田、牧區都去過了，我覺得非常愉快，而且我覺得自己能夠得到我們廣大的藏族同胞認可，我覺得我是很幸福的。
德珍：古格壁畫引領的繪畫之路
1976年，我出生在尼木縣，5歲之前我們家一直住在尼木縣，后來才搬到了拉薩。尼木縣離拉薩不遠，現在坐車去要3個小時。
小時候我見過的最漂亮的東西，至今我還認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東西，就是我的長輩帶我們去祭水。因為藏族人對環保非常重視，他不是說你要環保啊，要保護水，而是說水里有神，不能破壞它。然后山上有神，樹上有神，東西里全都有神，所以就忌諱去破壞它。我們去祭水的時候，我奶奶她拿了一些糌粑和青稞，祭水的時候要灑的。我們去到湖水邊，我奶奶，她帶了樹枝，樹枝上纏了好多羊毛，然后羊毛都染了色，染成紅色、黃色等顏色。奶奶在那邊祈禱，念經，我也跟著她祈禱，閉著眼睛在祈禱，我也學著。這時候，太陽從東方升起，我睜開眼看過去，陽光照在樹枝上，我至今覺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象。
德珍在畫室 王權增/攝
考上西藏大學美術班時，我18歲。在藏大學了5年，老師進教室講課了，我的心思就溜出來了。因為本身我不是很喜歡繪畫，所以對它不是很感興趣，學得也不是很有耐心，總是覺得什么時候才能結束啊。后來到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我們老師教臨摹壁畫，臨摹古格壁畫。我一看，好有感覺啊，一開始就喜歡上了古格壁畫。古格壁畫是阿里地區古格王朝時期的，古格遺址中的壁畫。當時看了覺得非常漂亮。因為大學前4年都是學素描、速寫，就是打基礎。我們學得非常雜，多得很，什么素描、速寫、油畫、水粉、水彩、雕塑什么的，反正什么樣的藝術門類都學了。一看古格壁畫，就覺得有種酥油的味道，就是非常藏族的東西，像酥油的味道。我不知道怎么講，形容不好。反正它非常吸引我。然后我這才開始對繪畫真正產生了興趣，我就喜歡看，一直長時間看古格壁畫那些東西，看一些相關書籍。因為當時去不了阿里，就看一些書籍，找它們的共同點，它們的色彩非常鮮艷，我就被它們的色彩深深吸引住了，后來臨摹了好多。拉薩大部分都是唐卡形式的壁畫，唐卡是先打好線條，然后再畫輪廓。古格壁畫好像沒打線條，或者只打一些簡單的線條。唐卡到后來越來越細，連眼睛的長度、鼻子什么的都要打上格格。我認為古格壁畫造型上比較現代，雖然它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我從臨摹古格壁畫中學到了很多的東西，我現在畫畫的色彩感覺都是從古格壁畫里學來的。
大學畢業之后，我被分配到拉薩市地毯廠，但是我沒有去。那是1999年，我表姐在這邊一個盲童學校做義工。原先盲童學校不在我家附近，現在就在隔壁。她就一直對我講，盲童學校的孩子如何如何，然后一直講，后來盲童學校搬到我家隔壁來了。畢業以后，我就留在了盲童學校。
當時盲童學校的孩子經常問我：老師，你回家以后干嗎？有點好奇。我說：回家畫畫呀。他們就說：什么是畫畫呀？我就解釋不清楚。因為他們看不到。這些盲童里面有些是后天的盲童，他們就說我們看過畫。他們就在那兒討論嘛。我就想，咦，我要是能教他們畫畫，不用口述，用實際行動讓他們了解繪畫是什么，挺好的。然后，我就想了很多的方法，我就想，對于盲童來說，手就是他們的眼睛，可以通過手讓他們了解色彩。用冷暖對比可能好一點。然后，我就說：我們去學畫畫吧。他們就說：唉，我們眼睛看不到啊，怎么學畫畫呢。我就說肯定有辦法。有一次，我就說：今天跟你們講色彩。我問：你們知道什么是紅色嗎？他們說不知道。有些說：紅色我見過，以前見過。現在不知道什么是紅的了。我就把全部學生帶到室外，我讓他們伸出手，讓他們感受陽光，陽光照到手上，我說：有什么感覺？他們就說：暖暖的。我說：這就是紅色。他們就說：啊，紅色原來就是暖的。然后小孩很好奇，問：藍色是什么樣子的？我就把他們帶到自來水那里放水，他們說：噢，有點涼。我就說這就是藍色。然后他們又問綠色是什么樣的？我就把他們帶到林卡（藏語“花園”）里頭，讓他們去摸一下植物，當時林卡里頭有草啊樹啊，有些學生就摸那個草，有些學生去摸樹葉，他們說，噢，原來綠色就是這種啊。有些人說才不是呢，綠色是扁的。他們又問黃色是什么，我就讓他們去摸土，土是黃色的，然后土不是顆粒狀的嗎，他們說土是突出的那種，全是用觸摸式的。后來他們說黑色是什么，我就說你們把手抬起來，我說使勁往桌上打，他們說哎喲疼死了，我就說這就是黑色。教他們這些，也不是一次就都教了，是循序漸進教的，他們覺得很有意思，一直就這樣去了解顏色。他們挺神奇的，能把感覺與顏色對應上。所以到后來我教一個漢語或藏語的什么詞，他們就說這是什么顏色，反正他們不覺得我在教他們字，而是教他們色彩，我在教他們課時突然覺得，哎，他們的眼睛看不到，是黑暗的，但他們的世界里是有顏色的，每個字都是顏色，我就感觸很深。
他們后來也畫畫，一個學生的單幅畫還拍賣了。到后來他們對顏色的感受非常深了，我就讓他們在紙上畫，我調好各種各樣的顏色，有些小孩就是不敢下筆嘛，我說你想畫什么，他說你說嘛，我說你自己想好，我幫你。小孩說我要畫個冰箱啊，畫個什么水啊，我說你要什么顏色，他說要紅色；有些小孩說我要畫大地、陽光，我就給他們顏色。
教盲童的這段經歷對我只是一個生活體驗，但跟盲童接觸還是給我心里一個很大的觸動。好像是2004年我們在北京、上海、深圳辦過一個“雪域彩練”巡回畫展，當時就有一個記者問我，他說你為什么畫那么多大眼睛，我自己以前一直沒注意到這一點。我說：啊，是嗎？他說你的畫里的眼睛一直都是大眼睛，我想一想，我自己確實沒有意識到，我一時也無法回答這個記者的問題。后來有人提醒說是不是跟盲童有關系，我才覺得，噢，肯定是，跟他們接觸后，從內心想表現這種大眼睛。后來回家后我就看我的畫，對比一下別人的畫，確實覺得我畫得眼睛很大，我畫里頭的，不管是動物還是人物，眼睛都很大。
目前西藏學畫的女孩并不多。藏大美術系每年畢業的一個班里有三四個，或一兩個，但最后搞繪畫的不是很多，因為有種種原因，有些生小孩后就不畫了，有些做專職教師就不畫畫了。我覺得現在的西藏婦女的狀態確實非常好，我覺得自己只要把自己的分內事情做好，就沒有其他顧慮，什么都沒有。現在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時代。因為原先西藏的女孩子就不能畫畫嘛。當時的繪畫形式基本是唐卡，唐卡是女孩子不能學的。現在，好多女孩子都在學畫唐卡，也自己出了一些作品，可以去賣。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非常好，很自由。
我會一直待在西藏。上次去意大利，我就是數著天數過的。我到內地也是這樣，除了參觀博物館的時候把時間忘記了，其他時間在賓館里，我就想什么時候可以回去啊。西藏是我的家，我離不開我的家。
池雨花/采訪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