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金：中國活得最苦的老人
中國文聯網訊 一個大氣磅礴，熱情澎湃的書生，一個從未停止過對敵人攻擊的精神戰士。從天堂到煉獄，再到重返人間，這個當代中國活得最痛苦最熱情的老人，他的生命與思想同在，與文學同在，更與良心同在。他的一生都在尋夢，他的一生都活在激流中。是啊，激流中，他像一只巨
擘，指引我們前行的方向！
巴金100年的生命歷程，映射了一個獨特的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軌跡。他豐富而獨特的人格，他的赤誠，他的憂郁，他的反思，無不表現出一個具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對于時代的良知。他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范，是中國的良知，是世紀的良知。
這一家的罪惡我來救贖
因為受到了愛，認識了愛，才知道把愛分給別人，才想對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這個社會聯系起來的也正是這個愛字，這是我的性格的根柢。
我們愛一只貓，一只小鳥。我們愛一切的人。這個愛字就是母親教給我的。
100年前的11月25日，一個嬰兒在成都一個大家庭中降生了……“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個所謂‘上等人’和二三十個所謂‘下等人’中間度過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環境里我接觸了聽差、轎夫們的悲慘生活，在偽善、自私的長輩們的壓力下，我聽到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
巴金對童年時代的回憶，是從廣元開始的。那是1909年，父親李道河被任命為廣元縣知縣。那時，巴金5歲，仁慈的母親成了他人生中第一個老師。三哥打了丫頭，受到母親的責備；父親在審案時動用毒刑，經母親勸說過后不再用刑……母親在他幼小的心上播下了愛的種子。
因為要“愛一切人”，所以在大家庭里，巴金喜歡和“下人”們在一起。他常說：“我是在仆人、轎夫中長大的。”“在鴉片煙燈旁邊，我曾幫過轎夫們燒火煮飯。在這一群沒有知識、缺乏教養的人中間，我得到了我的生活態度，我得到了那個近于原始的正義的信仰，我得到了直爽的性格。”他把那個告訴他“人要忠心、火要空心”的轎夫老周，稱做是除母親之外的“第二位先生”。
“我說我不是做一個少爺，我要做一個站在他們一邊、幫助他們的人。”在巴金的心靈深處，暗暗隱藏著一種“贖罪”的心情：“老一輩的罪過，要由我們去償還。”巴金通過《滅亡》中李靜淑之口說出自己的誓言：我們宣誓我們這一家的罪惡應該由我來救贖。從今后我們就應該犧牲一切幸福和享樂，來為我們這一家，為我們自己向人民贖罪，來幫助人民。
跟著別人高呼“打倒巴金”
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那段日子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樣變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殘酷、荒唐當做嚴肅、正確。……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
1957年6月，巴金去北京參加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會議歷時半個多月。他一到北京“就感覺到風向改變，嚴冬逼近，坐臥不安，不知怎樣才好”。正好此時，《文匯報》記者向他約稿，他“當然一口答應，我正需要用這種表態文章來保護自己”。巴金躲過了一場劫難，他也“想多找機會表態”，因而寫了一些文章。這時的巴金喪失了自己，喪失了他一向主張的“獨立思考”和“講真話”的勇氣。
跟著別人說假話說得多了，巴金似乎漸漸不會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了，他跟著別人高呼“打倒巴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讓人徹底打倒，以便從頭做起，重新做人，死心塌地地做起“奴隸”來了。
在那種特定的歷史時期，堅持真理，不軟弱不說假話的中國人可能不多，但巴金老人并沒有以此來原諒自己，他反省，他懺悔，他自我批判；為了幾十年前對路翎的批判，上世紀80年代他鄭重寫出《向路翎同志道歉》一文。
巴金發現自己在那段日子也曾像奴隸似的心甘情愿地低頭認罪，主動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夢》中，他痛苦地喊出了這樣的自譴：“奴隸，過去我總以為自己同這個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10年的奴隸！……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這個發現使我十分難過！我的心在掙扎，我感覺到奴隸哲學像鐵鏈似的緊緊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巴金不是完人，也不是英雄，但他是一個真誠的人。他的偉大就在于真誠。巴金說過，他為讀者而寫，為讀者而活著。其實，他也是為歷史而活著，他用《隨想錄》繼續走著從“五四運動”開始的思想行程。他走得很累，卻很執著。有過苦悶，有過失誤，也不斷被人誤解，但他始終把握著人生的走向，把生命的意義寫得無比美麗。這就是為什么有很多人以敬重的目光凝望他，把他稱為“世紀良知”，“知識分子的良心”。
來源 2003年11月25日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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