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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萬歲”
鄧小平退休那天，孫輩們送給他一份特殊的禮物。上面寫著：“1922——1989——永遠。”
“1922”，是他參加革命的年份。“1989”，是他退休的年份。
“永遠”兩個字，是孩子們最良好的祝愿———永遠的戰士，永遠的革命者，永遠的老人。
于是，賀卡上也就這樣寫著：“愿爺爺和我們一樣永遠年輕。”
就像一首老歌里唱的那樣，“革命者永遠是年輕”。
偉人不朽，哲人其恒，不僅是因為他的業績，還因為他的精神和情懷。
在今天中國人的記憶里，鄧小平始終是一位老人的模樣。他以73歲的高齡，開辟一個時代，去為一個民族創造一個年輕的未來，這在中外歷史上，是不曾有過的奇跡。
老人創造奇跡，必有奇跡般的胸懷。
這個胸懷，就是年輕。
鄧小平年輕的胸懷來自何處，來自他坎坎坷坷的經歷，來自他三落三起的傳奇。正是在逆境中，他感受到中國最需要什么，他自己最應該具備什么樣的心態。
于是，永遠年輕的鄧小平，敢說前人沒有說過的話，敢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敢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
他從不為歷史的包袱所累，善于以干脆而又巧妙的方式結束過去。
卸下了歷史的包袱，中國以從沒有過的輕快步伐邁向未來。
沒有了歷史的負擔，我們就看到了從歷史甬道中走出的新世紀的永恒身影。
永恒的是鄧小平永遠年輕的心態，是這位老人和孩子們心心相印的情懷。
因為孩子就是希望，孩子就是未來。鄧小平總是想著未來，為中國帶來希望。
鄧小平喜歡足球，中國足球的落后使他非常牽掛，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議論說，足球要從娃娃抓起。
他說，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知識不是立即就能抓得到的，人才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培養出來的，這就要抓教育，要從娃娃抓起。
他還說，計算機的普及要從娃娃抓起。
從娃娃抓起，就是讓我們的事業，著眼于長遠，著眼于千秋萬代。
永遠年輕，并不深奧，那是一種非常簡單的人格氣象，是始終面向未來，著眼于長遠的一種責任，一種情懷，一種眼光，一種境界！
對今天已經進入遲暮之年的許多人來說，或許還記得在上個世紀那個火紅的50年代，還記得鄧小平喊出的“青年萬歲”。他在出席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的時候，特別提出：“我們確信這一代青年決不會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一定能夠無愧于偉大的中國人民革命事業，一定能夠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不斷地取得新的成績。為社會主義而奮斗的青年萬歲”。
那是凱歌行進的年代，那是青春激揚的年代，那是奉獻和奮斗的年代，那是對未來充滿憧憬的年代。然而，隨后而來的“文化大革命”卻過度地燃燒了這分激情。
“教育……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
當中國從“文革”的陰影中走出來的時候，整整一代人已經告別了自己的青春，國家的人才出現了巨大的斷層。
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時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影響中國未來的長遠大事，是人才的教育和培養。
從“文革”中走出來的中國，問題堆積如山。鄧小平說，要從問題堆里找長遠的、根本解決問題的東西。
在他的眼里，哪些是長遠的、根本解決問題的東西呢？
事實上，那年5月24日，鄧小平還沒有復出的時候，就告訴前來看望他的兩位領導干部說：我出來是早晚的事，可能還是當大官。但我要先抓科學和教育。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果然，鄧小平復出后盡管身兼多項重任，卻自告奮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他甚至說：教育要狠狠地抓它一下，一直抓它10年8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
他兌現了自己的承諾。
恢復工作不到一個星期，他就把教育部的負責人找到了自己家里。他談了自己對教育工作的一些意見，既有方針政策、大的原則問題，也有具體的問題。他談的很細很細，他說：要進口一批外國的自然科學教材，結合我們自己的實際編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課。要組織一個很強的班子編寫大中小學教材。要抓一批重點大學，重點大學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辦科研的中心。高等學校的科學研究應納入國家規劃。他說，清華、北大要恢復起來，要逐步培養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批中小學重點學校，在北京就可以抓40所到50所。不能降低教師的待遇。要加強外語教學。
1977年8月4日，他恢復工作后主持召開的第一個會議，便是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
30多個科學界、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參加了座談會。鄧小平聽取了大家的意見，自己也講了話。一講就講了兩個鐘頭。
他開門見山地說：這次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主要是想聽聽大家的意見，向大家學習。外行管內行，總得要學才行。我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科學當然包括社會科學，雖然這次會議因為時間匆促沒有邀請社會科學家。通過這次座談會，我了解了一些情況，也開始了解了當前應該首先解決的一些問題。
他提出：要珍視勞動，珍視人才，人才難得呀！要發揮知識分子的專長，用非所學不好。有人建議，對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養前途，可以設法收一批回來。這個意見是好的。“四人幫”創造了一個名詞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壞，《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楊子榮是好人嘛！錯就錯在那個“臭”字上。毛澤東同志說，“老九”不能走。這就對了。知識分子的名譽要恢復。
對知識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勵，還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勵措施，包括改善他們的物質待遇。教育工作者的待遇應當同科研人員相同。假如科研人員兼任教師，待遇還應當提高一點，因為付出的勞動更多嘛。
最后，通過討論，鄧小平做出了一個果斷的決策：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
他一刻也不愿耽誤
他一刻也不愿耽誤，中國確實再也耽誤不起了。這時的美國有科研人員120多萬，蘇聯有90多萬，中國只有20多萬，而且還良莠不齊。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科技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就是以只爭朝夕的速度，還恐怕追趕不及。
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當年的高校招生工作被迫推遲，隨后停止招生達6年之久。1972年，高等學校開始恢復招收新生，但采取的是推薦選拔的辦法，許多學生連基本的文化程度都不具備，這給大學的教學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在討論恢復高考制度的時候，有同志提出來，當年進行高考恐怕時間來不及。鄧小平拍板說，夏天來不及，那就冬天考試，明年春天入學。
新官上任，新意迭出。
恢復高考招生制度這個決定，在一夜之間，改變了數十萬人的命運，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人生追求和價值取向。
由于時間緊迫，1977年的高考甚至連印刷考卷的紙張都來不及預備，又是鄧小平批準，臨時動用了準備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庫存紙張。
1977年冬天，570萬考生走進了考場，27．3萬人得到了進入高等學校學習的機會。1978年，610萬考生參加高考，錄取40．2萬人。
于是，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出現了一批奇特的大學生，他們屬于七七級，但卻是1978年3月才入學的。他們當中不少人過了而立之年，已經是拖家帶口的父親或母親。
1979年7月的盛夏時節。鄧小平到黃山休息。在攀登鰲魚峰時，有位年輕女孩氣喘吁吁地從后面追了上來，鄧小平以為她要趕路，還站到路邊為她讓路。沒想到女孩到他面前停了下來，上氣不接下氣地解釋：鄧伯伯，您好，我是復旦大學的學生，本來已經下山了，聽說您老人家在這里，我們又趕回來。
鄧小平聽說是大學生，立刻問：“呃，復旦大學什么系的呀？是考進來的嗎？”
“是考進來的，讀的是新聞系。”鄧小平說：“難怪消息這樣靈通。”鄧小平給他們的學生證上簽了名字。
85歲的鄧小平還同這幾位20多歲的幸運兒一起留下了一張合影，也留下了一個時代的縮影。
學士、碩士、博士，他們經過寒窗苦讀，取得了進入社會的鑰匙。教授、研究員、高級工程師，這些都是令人們肅然起敬的稱呼。
而學位和職稱制度，也是在鄧小平指示下恢復的。1977年11月，鄧小平明確表示，要建立學位制度，要搞學術和技術職稱。3個月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就得到通過，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關于教育的立法。
1985年，中國又有了教師節
為了教育，鄧小平還大力呼吁全社會形成尊師重教的風氣。
1980年2月28日，來自首都大學、中學、小學、幼兒園、中專、工農教育的1．9萬多名優秀工作者、特級教師、模范班主任及廣大教師的代表，興高采烈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春節聯歡晚會。鄧小平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一道接見了首都教育界各方面的代表，同他們進行親切的交談，并合影留念。在被接見的代表中，有北京師范大學附屬第一實驗小學特級教師王企賢。
我國的小學教師，原來沒有特級教師這個職稱，社會地位和生活待遇都偏低。鄧小平了解這個情況后，果斷決策：現在小學教員的工資太低。一個好的小學教員，他付出的勞動是相當繁重的，要提高他們的工資。要采取適當的措施，鼓勵人們終身從事教育事業。特別優秀的教師，可以定為特級教師。
于是，從1979年開始，我國小學教師也有了高級職稱。到1985年，中國又有了教師節。
矚目“希望工程”
鄧小平很少為要錢的事開口，但在1987年，當國家副主席王震到各部委為中國中小學幼兒教師獎勵基金會募集資金要他表態時，鄧小平幫他說話：“王胡子要錢，應該給。他是為人民辦好事。”
還有一個故事。1985年5月，中央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討論和部署教育體制改革的措施。會議閉幕那天，鄧小平前來出席并發表講話。按慣例，會議結束后中央領導要與會議代表合一張影。這次鄧小平卻提議，不合影了，把錢省下來辦教育。這次大會的閉幕式只開了短短的18分鐘。
為了讓失學的孩子重返校園，中國有了“希望工程”。
鄧小平不僅親筆為希望工程題詞，在退休后，還兩次以“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名義向希望工程捐款。
這些錢后來救助了廣西百色地區的十幾個失學孩子。
1980年春天，鄧小平會見了來訪的世界銀行行長麥克拉馬拉，中國從此恢復了在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中國利用世界銀行的第一筆貸款，就是教育項目。到今天，中國已經通過世界銀行吸納教育資金數十億美元。
“你們學成后千萬要回國呀”
在中國的大門剛剛打開的時候，鄧小平立刻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建議：要成千上萬地派遣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出國，他說，在這方面多花些錢是值得的。
1978年底，第一批50名公派訪問學者去了美國。
不久，鄧小平訪問美國時，在中國駐美使館舉辦的招待會上，提出要專門見一見50位到美國的訪問學者。在卡特夫人歡迎卓琳的晚宴上，卓琳對在場的中國訪問學者說：小平同志讓我來看你們，你們學成后千萬要回國呀，不然的話，小平同志睡不著覺。
從1978年算起，25年過去了。
中國已經向100多個國家派出了數十萬公費留學生，數量之多、分布之廣，不僅在中國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世界范圍也極為罕見。很多留學人員回國后，在現代化建設的各個領域發揮著他們的才干。
“對于科學，我是外行，但我是熱心科學的。”
1986年10月18日，鄧小平會見了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科學家李政道。交談中，鄧小平說了這樣一句話：對于科學，我是外行，但我是熱心科學的。
看一看鄧小平的履歷，除了在法國工廠做工的時候接觸過西方比較先進的工藝技術外，其余的時間，都是在從事黨政軍的領導工作。他既沒有專門學習過科技知識，也沒有專門從事過科技領導工作。
但這位看起來似乎外行的政治領袖，卻對科技情有獨鐘。
1978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科學大會，成為了中國科學史的一次歷史轉折的象征。因為郭沫若的一篇題為《科學的春天》的書面發言，而使這次轉折有了冬去春來的含蘊。
正是在這次大會的講話中，鄧小平真誠地說出了自己的心里話。“正確認識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正確認識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這對于迅速發展我們的科學事業有極其密切的關系。”“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帶動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我愿意當大家的后勤部長。”
鄧小平是一個盡心盡職的“后勤部長”。1986年3月，他在四位科學家提出的一份跟蹤高科技發展的建議上作了明確批示說：我建議，可以這樣定下來，并立即組織實施。同年4月和10月，他又兩次作出批示。要求有關部門對“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一年之中對同一件事做了三個批示，可見這件事在他心頭的分量。
這就是至今在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中影響廣泛的“863計劃”的由來。
“863計劃”實施以來，已經取得了1200多項重大成果，其中的一半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突破了一大批關鍵技術，例如，植物基因圖譜、兩系法雜交水稻、動植物轉基因技術、基因工程藥物的研究等已經站到國際生物技術的前沿。這些成果極大提高了我國的高新技術水平和科技的國際聲望。
鄧小平就是這樣一個人，只要是關系到國家和民族未來的事情，他都是那樣地盡心籌劃。
1987年，鄧小平在北戴河接見了中青年知識專家，這也是新中國第一次把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安排到北戴河休假。
求索的是未來，所以思想永遠年輕
因為鄧小平求索的是未來，所以他的思想永遠年輕。
1988年1月，《人民日報》在報道鄧小平會見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的新聞時，刊發了一張照片，還加了一段文字說明：翻譯把鄧小平84歲誤譯成了48歲，引起賓主的歡笑。
84歲的鄧小平，思想的確像48歲一樣活躍。
也是在1988年，鄧小平會見了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
已經84歲的鄧小平思維依然十分活躍，思路也依然那樣開闊。在會談中，他們談了一個理論創新的大課題。
“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事實證明這話講得很對。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也許在講出這個論斷的那一刻，鄧小平并沒有意識到這個論斷的歷史意義。但當他后來一次又一次重復這一論斷并且賦予了它越來越深刻的內涵的時候，中國現代化的理論指南里，就增添了新的篇章。
還是在1988年鄧小平84歲這年，他來到北京西郊的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實驗室參觀。
在登記簿上簽完字后，主人給每一個參觀者一個小紀念品，別人拿到就收起來了，鄧小平卻好奇地打開了盒子，看看里面是什么東西。里面是畫家吳作人畫的題為“對撞”的畫。
在聽取專家匯報時，他聽得非常仔細。雖然他并不一定知道電子對撞機的工作流程，但他卻知道高科技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當他和科學家們座談的時候，他說，我先給你們講個故事。
故事很簡單，前幾年，一位歐洲的科學家問他，你們國家目前經濟并不發達，為什么要搞正負電子對撞機這個東西？鄧小平的回答是，這是從長遠發展的利益著眼，不能只看到眼前。
“我要握握年輕人的手”
1992年1月25日，鄧小平來到珠海亞洲仿真公司參觀。當他聽到有兩臺設備是跟蹤世界最新技術搞起來的時候，非常高興：“我是看新鮮，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高越新，我就越高興，我高興人民也高興，還有中國這個國家也高興。”
他走到一位正在操作計算機的年輕人身邊，握著年輕人的手說：我要握握年輕人的手，科學的希望在年輕人。
34歲那年，當鄧小平第一次被外國人介紹到西方時，他給采訪者留下的印象，是“思想像芥末一樣敏感和辛辣”。
84歲那年，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同鄧小平對話后，情不自禁地說：在中國，我知道你是年齡最大的政治家，但我不知道有誰的思想比你還年輕！
對人的生命來說，年輕絕不只是一個生理概念。沒有面向未來的憧憬和信心，沒有開拓進取的創造活力，即使擁有二十來歲的青春，也不能說是擁有“年輕”，年輕只屬于那些開拓未來從而擁有未來，創造明天從而擁有明天的人。
關于鄧小平，無論是年輕人還是曾經年輕的老年人，受惠最切、感受最深的，恐怕要算是他創造的一個充滿活力不斷進取的社會了。他以不多的余年，走向人生的最輝煌時期，為中國，為我們，營造了一個永遠年輕的社會機體。曾經年輕和正當年輕的人們，正是吸取著這個社會的營養甘汁逐步成長起來并永遠年輕著。
鄧小平創造了整個中國的未來，從而使他的生命延續到了今天，并和我們一道擁有著未來。
這，大概就是鄧小平的生命之花永遠擁有亮色的奧妙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