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聯網訊：鄧小平同志對文藝工作作出過多次重要指示，對廣大文藝工作者寄予厚望。他提出的“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的著名論斷，既是對文藝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又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在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之際，我們特邀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文藝理論家張炯、作家蘇叔陽、歌唱家關牧村，請他們結合自身創作實踐暢談對于鄧小平文藝思想的理解和體會。
小平的講話標志著思想解放時代的到來
記者：1979年10月30日，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親臨大會致祝詞。他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文藝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文藝隊伍是好的。他用大量篇幅談到了文藝工作者的責任。這個講話在文藝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起到了撥亂反正、鼓舞人心的作用。
蘇叔陽：我參加了第四屆文代會，小平講話有兩點特別引起轟動，一是作家寫什么和怎樣寫，這是作家的責任，別人不要橫加干涉；二是不要求文藝“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當時與會全體同志鼓掌三分多鐘。小平講話像一股清風，吹散了我們頭腦中很多不明白的問題。后來，在作協會上，還提到文藝的禁區問題。夏衍談到，文藝沒有禁區，但作家自己要有禁區，不能傷害民族感情。當時大家都迫切地感到應該加強學習。在小平講話以后，中國文藝界真正呈現出一種百花齊放的局面。這是小平同志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巨大功勞。文藝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禁錮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小平的講話標志著一個思想解放時代的到來，帶來的歷史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張炯：小平的講話為文藝工作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使文藝工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文藝界最繁榮的時期，王蒙把這一時期稱為文藝發展的“黃金時代”。自那以后，我們的文藝隊伍在不斷地壯大，四次文代會時中國作協會員只有900人，現在有6100多人，地方會員也達到45000多人，確實迎來了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
人民也是文藝創作的參與者和完成者
記者：小平同志闡述了文藝工作者要始終不渝地面向廣大群眾，提出要給人民以營養，必須自己先吸收營養。而由誰教育文藝工作者呢？他提出了“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這個論斷。
蘇叔陽：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這個論斷在討論中也引起非常強烈的反響，這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第一次在談文藝工作時以生動的詩一般的語言表達這個思想。這個論斷，我覺得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含義：第一，它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文藝本身就是人民創造的，文藝工作者是吃人民的飯長大的，所以無論是作家還是藝術家，都要以好的作品反哺人民。第二，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講，小平的話也是非常準確的。改革開放以來，又出現另外一種文藝傾向，一些文藝工作者忽視人民的反應，認為“你看不懂，活該！那是你沒文化”，陷入一種狹隘的自我欣賞的困境中。其實，人民是文學藝術的最終評判者，而不是你說怎樣就是怎樣。小平的話有力地駁斥了那些自以為是的人。人民是文藝作品再生產的動力，也是文藝創作的參與者和最后的完成者。第三，小平的話實際上抬升了作家的地位。在封建社會中，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是很低的，一直是統治階級的附庸，即使在魏晉南北朝這個中國歷史上思想非常活躍的時期，也不是完全自由的。當時的“竹林七賢”，雖然對文藝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最終也都未能擺脫被統治階級迫害的命運。而現在文藝工作者有了很高的社會地位，成為人民的孩子，這與小平對人民的深厚感情是一致的。
張炯：“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體現了小平同志“我是人民的兒子”的感情。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文學藝術的創造者，文學藝術當然應該滿足人民群眾的審美需要。小平在講話中提到“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教導文藝工作者應“自覺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題材、主題、情節、語言、詩情和畫意”。從文藝工作者的角度來說，人民是偉大的，民間藝術財富是源源不斷的，因而我們要向人民學習；同時文藝工作者要用好的作品回報“母親”，滿足人民豐富多樣的文化需要。心中沒有人民，文藝之路只會越走越窄，甚至走不下去。
蘇叔陽：文藝不是簡單的對生活的復制，作家有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但如果過于強調創作者可以無限地擴展，而讀者觀眾只能作為創作的欣賞者和領受者，沒有資格去評判他們，這也是不行的。比如有些人對描寫對象并沒有充分的了解和研究，表現得很無知。目前一些文藝作品的不嚴謹，反映出文藝界的浮躁現象。小平的“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這句話，深刻地告誡我們應該不斷地學習。做人民的孩子是很不容易的，要想孝順好這位母親要下很大功夫。中華文化是多源的，正如孔夫子所說“和而不同”，而現在社會上存在一種不良認識，以為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對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實際上我們的民族文化是深邃博大的，應該十分重視發展我們的民族文化，使其發揚光大。
關牧村：蘇叔陽同志的話一針見血，國家越發展越應發揚自己的優秀文化。自己國家的文化底蘊厚實了，才有能力兼容并蓄。
文藝工作者應該將人們引入高尚的境界
記者：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了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在小平同志提出“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這一論斷之后，江澤民同志又提出“社會主義文藝發展和繁榮的最深刻根源，在中國人民的歷史創造活動之中”。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又提出“三貼近”原則，這些論述都從不同角度說明了文藝與人民的關系這個根本問題。
張炯：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的祝詞，全面地闡述了文藝和人民的關系，重申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同時又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提出了為什么人和怎么為的問題，“為什么人”是最根本的問題，事關文藝工作者的立場；而“怎么為”，則要求文藝工作者要與新的時代相結合，向群眾學習，只有融入實際，融入生活，融入群眾，才能創作出為人民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小平同志的講話與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記者：關牧村30多年來,一直堅持到基層演出,在人民群眾中口碑很好,最近又獲得“德藝雙馨中青年文藝工作者”稱號,請您談一下感受。
關牧村：我是一個精神傳播的具體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應該將人們引入一種高尚的境界,而不是去迎合低俗的觀念。在多元文化的形態下,我們更應該創作一些健康的作品給人民,這就要求文藝工作者注重自身修養,只有具有高尚的操守、高尚的心靈,才能以自己的藝術去打動別人。我喜歡高雅的藝術,但是高雅的藝術又要民族化、通俗化,不能把拒人于千里之外當成是高雅。群眾喜歡的,認可的,并能流傳下來的,就是精品。很多觀眾給我來信說,“你的歌聲給我的心靈帶來了撫慰”,這讓我很感動,我沒想到好的作品能抹去人們生活的陰影,給他們帶來如此大的精神力量,甚至給予他們生活的勇氣,這讓我感到我的工作很神圣。觀眾的愉悅也使我感到一種享受,一種安慰。
張炯：關牧村是從人民中涌現出來的,是從基層走出來的表演藝術家。
關牧村：確實,我是從基層走出來的,而且我的經歷也很坎坷,群眾的感情我能體會到,我能和群眾很好地溝通。小平說“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文藝工作者應融入人民,不要把自己放在一個特殊位置上,要腳踏實地。
在藝術實踐中我有三點體會 一是正確對待觀眾,做觀眾喜愛的、名副其實的人,臺上臺下一個樣,心存觀眾。第二,正確對待社會,始終深懷一顆關愛之心。我是在很多好心人幫助下成長起來的,我的經歷教我懂得了,要學會幫助人,什么時候都不要忘記去幫助他人和社會。第三,正確對待自己,永遠保持一顆平常心。不要看到年輕演員坐頭等艙,自己坐在普通艙,就不舒服;別人被一輛大奔接走了,而迎接自己的是一輛桑塔納,就不平衡。只要自己充實,這些都能自然面對。
文藝工作者需要自我學習自我改造自我提高
記者：從“文藝為人民服務”,到“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我們還應該做哪些努力？
張炯：文藝工作者應該心甘情愿地做人民的“兒子”。有的人說,詩歌是貴族的,不應走向大眾,就應該讓人讀不懂。這是錯誤的。只有被人民欣賞、接受的作品才是最好的。這就涉及經典與通俗的問題,其實二者是不矛盾的。中國四大名著,還有《聊齋志異》等,都是產生于民間的,有的最早是以說書的形式出現的,后來都成為經典之作。我們現在就缺少這樣的作品。又如非常受歡迎的《抉擇》,作家張平能寫出這樣好的為人民喜愛的作品,就是因為他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深入人民,深刻地解剖干部和群眾的關系,這部作品被拍成電影,創下了1億元的票房。
關牧村：確實,這樣的主旋律作品不僅受到人民的歡迎,而且將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很好地統一起來了。
張炯：我們的文藝作品還應突出中華文化精神。文明發展到今天,文藝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俄國偉大的作家普希金,有人稱他的詩“將整個俄羅斯人民的心優美地連接了起來”。藝術家的作用就在于通過其作品使人民的心靈得到凈化升華,而不是使人墮落,正如魯迅所說，“文學是照亮國民前進的燈火”。我們提倡百花齊放,但要有個核心思想、主導意識,這就是中華文化精神。
蘇叔陽：毛主席和鄧小平同志都提到文藝為誰服務、怎樣服務的問題。要解決好這兩個問題,對文藝工作者來說,就有一個自我學習、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問題。文藝工作者也要注意不斷提高自己的哲學素養,能夠分清什么樣的價值觀是正確的,什么樣的價值觀是錯誤的。只有這樣,才能在紛繁復雜的情況下保持清醒的頭腦,創作出更多的優秀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