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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學時期就喜歡攝影，那時候，照相機在我手中只是個玩具。真正讓我體會到攝影工作的社會意義，讓我的照相機開始發揮作用，還要說到1976年偉大的天安門事件。凡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不會忘記，那是怎樣一些波瀾壯闊的場景。雖然那時我還不懂得多少技術技巧，雖然按起快門來還有相當的盲目性，而且自己也曾為拍照、寫詩和組織年輕朋友參與其中而坐了7個月的監獄，付出了一定代價。但沒有想到的是，幾年后的“四·五”影展竟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共鳴，再加上以后軍博舉辦的同樣引發社會熱烈反響的“老戰士影展”，一次是親身體驗，一次是歷史的回聲，讓我看到了紀實攝影的力量所在。可以說，是這兩個影展，把我引進了攝影的大門。
我真的當上一名職業攝影記者了。但無庸諱言，開始階段，還是走了一段彎路。那時，“一切為政治服務”的陰影還在，“高大全”、“假大空”的創作理論在攝影界也還有相當的市場。在我的攝影采訪中，也曾經有過“領會精神，組織畫面”的經歷。但幸運的是，我們畢竟趕上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封閉的門戶敞開了，人們的眼界開闊了，當我們真正看清世界的時候，必然要調整方向并且重新認真地審視自己。
以后，我給自己立了一個規矩：即每次采訪，都要為事實負責，為讀者負責，只允許自己因能力問題抓不到好照片，也絕不能容忍自己通過擺布、導演去拍假照片。因為我已經明白了，讀者需要通過攝影作品看到事物的真相，需要鏡頭后面是一個誠實的人。
1984年10月1日，在國慶35周年慶典中，我是采訪三千日本青年訪華團的隨團記者。我站在觀禮臺上，一直被海潮般的群眾游行場面感染著。我知道，人們如此心情舒暢，萬眾歡騰，不僅僅是因為冤假錯案平反了，各項政策落實了，還因為幾年來改革開放所結出的碩果，已經讓十幾億人民看到了更美好的生活前景。我眼睛緊貼著相機的取景框，手指不停地按動著快門。歡天喜地的大學生隊伍過來了，我一下發現幾位學生突然高舉起了一個自制的橫幅，上面書寫的“小平您好”四個大字格外醒目。我急忙調整好焦距，迅速用雙手將相機高高舉過頭頂，對著那個方向連拍了3張。我從上學時開始，曾參加過數不清的群眾游行，口號喊得最多的就是“萬歲，萬萬歲！”而今天，領袖萬歲變成了如此平實的“小平您好”，領袖人物從天上回到人間，它展現了多么深刻的時代變遷！我為自己有幸捕捉到了一個銘刻進步的歷史瞬間而激動不已。
如同工人做工、農民種地一樣，攝影是我的職業。用真實的照片反映生活，貼近時代，表現人民的喜怒哀樂是我的職責。哪里有新聞，哪里有險情，哪里有困難，哪里就該是我應到達的位置。
1997年12月，我得知廣西邊境即將開始大排雷的信息，很快趕到南寧。但軍區同志為了確保安全，絕不同意我跟隨排雷分隊行動。也有人勸我，咱們就在南寧找個山坡，叫幾個戰士穿上防護服，保證配合你完成任務。我說，我這個人有個毛病，不到現場，我根本不會拍照片。看我的態度如此堅決，軍區有關領導只好妥協了。一位部隊干事陪著我乘長途大巴，終于在排雷分隊行動之前的當晚抵達龍州。邊境線上地形復雜，許多村落都有被地雷炸死炸傷的人和牛，而戰時敵我雙方埋設的地雷全無章法，危險隨時都可能發生。盡管我被命令只能行進在士兵隊伍的中間，但說實在的，在雜草叢生的雷區，我每走一步都膽戰心驚。當一位分隊長用雙手拋出第一顆地雷時，我離他只有三四米遠，爬在地上拍照，緊張得自己的頭發都像豎起來似的。雷區在一片一片地引爆，我汗流浹背地和戰士們在一起，他們也把我當成了軍人，我把他們當成了兄弟。第二天傍晚，當硝煙散去，沿著排雷分隊新開辟的一條小路爬上來一位村民。我問他來干什么，他喜形于色地告訴我，兒子要結婚啦，他要通知邊界那邊的親友過幾天來喝喜酒。此時，一種祥和的感覺在我的心頭油然而生。和平與安寧，是一切善良人們的渴望，因此，我希望我的照相機不要再拍到這樣的鏡頭，我愿我們的生活永遠充滿鮮花和愛。
在我的攝影采訪中，有無數次難忘的經歷。比如，1991年7月的華東水災，當我在安徽六安拍照時，這里已斷糧斷水兩天了。我馬上設法聯系到救災部隊，1小時后，當災民們看到我引導著一艘載著食品和礦泉水的沖鋒舟向他們開來時，堤壩上頓時響起了一片歡呼聲。
1998年8月7日，長江主干道九江段決堤，我是第一個趕到決口處的攝影記者。滔滔洪水危及著40萬人的生命，我站在顛簸的沖鋒舟上，一邊拍照，一邊協助部隊救人，一邊不斷地用手機向報社報告險情。當晚，報社決定在頭版編發我的8條消息和兩幅照片，雖然那時也伴隨著莫名的責難和壓力，但我知道，第二天這一獨家新聞將引發無數的讀者和我們一同關注九江。
我常常想，我是一名攝影工作者，如果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圍內，讓歷史留下空白，那就是無法原諒的失職。我希望我的鏡頭不偏離生活的真實，既要表現《深圳又長高了》，謳歌新時期經濟建設的日新月異，也不回避《矸石山上撿煤人》，關注8000萬貧困人口的生存狀態。我希望人們從《航天英雄楊利偉報告飛天歷程》中感受祖國的驕傲，也希望讀者能對《京城大雪中艱難行走的打工者》寄予深切的同情。
1985年12月，在云南麻栗坡一處烈士墓地，我面對1800個無言的石碑，無法記住他們的姓名，只能用相機在老山的戰壕里，在前沿的急救帳篷里和慶功會的溶洞里，去展現中國軍人的勇敢和堅強。
1988年3月28日，在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我的鏡頭中表現了無數與會者在聆聽一位人民代表慷慨激昂地發表反對意見的情景，記錄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史以來第一次公開出現的不同聲音，真實記錄了中國政治生活的民主進程。
雖然這些攝影作品，在讀者中都產生過廣泛影響，但讓我永生難忘的，是去年發生的SARS疫情。
2003年2月底，我從新疆巴楚地震災區拍攝歸來不久，SARS病毒開始肆虐北京，而且疫情還在發展，社會上已出現了極度恐慌。我坐不住了，當我聯系了一些醫院準備采訪，3次碰壁之后極不甘心。我是搞攝影報道的，如果放棄了記錄發生在自己身邊又影響人們生活的這一重大事件，真可能這輩子都無地自容。
經過不懈的爭取，專門收治非典患者的地壇醫院終于接受我去采訪，但條件是最多3天，每天在病房里不得超過兩小時。處于兩難境地的報社領導問我，安全上能否有絕對保證？我說，醫生護士都沒有保證，我們怎能提這個要求。但我一定按規定做好防護，你們放心，我算個膽大細心的人。領導們還一再問我家里有什么困難？那時，我的兒子不到6個月，83歲的父親剛被301醫院開了住院單，但我說不出口。
進入地壇醫院，我和院方領導的第一次談話，就是要求他們把我們當成自己的醫務人員看待，哪兒情況緊急，就通知我們到哪兒。為什么？因為我知道，在許多地方，許多時候，我們新聞記者都成了特殊人物，甚至以貴自居。雖然我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可剛進入病房時，我還是有些緊張，也怕萬一自己染上非典，因這家醫院已經有5位護士相繼感染倒下了。但眼前依然有那么多與死神爭奪生命的醫護人員的身影在鼓舞著我，我當然不希望自己出事，可自己既然選擇了攝影記者這個職業，就應該有承擔風險的一切準備。
我在護士的幫助下，穿上了兩層防護服，戴上了三層口罩，兩副膠皮手套，再加上一副護目鏡，還沒工作，就已經被捂得大汗淋漓了。在手術室里，當醫生又遞過來一個防毒面具讓我戴上時，被我謝絕了，因再戴上它，我就根本無法拍照了。還因為我的相機也用塑料袋嚴嚴實實地封裹了起來，不能隨時根據情況更換鏡頭，我只好始終使用一只廣角鏡頭。有時，需要特寫畫面，我必須靠近再靠近，最近時，我與重病患者的距離不到１米。
這次攝影采訪中，最令人難以忘懷的是醫務人員全力救治患者的情景。那天，當一名危重病人終因搶救無效不幸死亡時，房間里一下沒有了聲響，空氣好像突然凝固了，那些精疲力盡的醫生喘著粗氣，眼里噙滿了淚水，久久地站在遺體旁。他們雖然與亡者素不相識，卻為一條生命的逝去痛苦不堪。
我被這樣的場景震撼了。
我的這張將生命與死亡、責任與無奈交融在一起的《面對生命》見報后，有讀者告訴我，那天翻開報紙，看到這張照片，一下怔在那兒站了十幾分鐘，眼淚直流。再以后，《面對生命》被人民攝影評為2004年度全國最佳新聞照片獎，評論界認為它是中國SARS事件中一幅最具代表性的攝影作品。
在地壇醫院見證生命的康復和死亡的18天中，我共拍攝了2000多幅照片，僅在中國青年報頭版見報的就有13幅，另有《SARS病房》等攝影作品被電視和平面媒體廣泛采用。此外，我和文字記者王堯合作的《用眼睛和心靈見證災難與堅強》及《生命備忘錄》，均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甚至還有兩位日本婦女專程飛到北京，將她們募集的捐款親自送到我們報道的SARS患者家中。
對SARS的攝影采訪，使我得到不少同行朋友的贊譽。但從一線采訪回來，我總也抹不去內心的悲傷和痛苦，因為還有一件事讓我刻骨銘心。那是一位正在康復的17歲少年，他的父母都因SARS死去了，我們記者本想去安慰他，他低著頭沉默了，半天才對我們說了一句話：“我長大了!”
我希望自己拍的照片也能告訴讀者：只有活著的人痛定思痛，那些死者的靈魂才能安息。只有記住所有死去的人，抗擊SARS的勝利才有意義。我更希望我們國家不再重復地犯已經犯過的錯誤，從而使社會更透明、更健康地向前發展。
6月18日，最后一位SARS患者康復出院，我再次趕到地壇醫院，迎來了2003年我國抗擊非典的決定性勝利。那天，我還收到了一件有機玻璃紀念品，它晶瑩剔透，上面密密麻麻刻滿了地壇醫院醫護人員的名字，它表達著一種信任與友誼，也是送給我的最高獎賞，值得我珍視一輩子。
作為一名攝影工作者，我深知，一張優秀的照片不會改變歷史，但是它可以影響社會，它可以表達人性良知，它可以呼喚公平與公正。無論是藝術工作，還是新聞工作，它們最重要的共性，就是都要以自己的作品，去感染人，去打動人。為此，我愿意盡自己所能，繼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