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電影史上，《中國合伙人》注定將是一部意義不同尋常的電影。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宏闊的時代為中國的文學藝術創作提供了寶貴而豐富的素材。然而這么多年過去，真正以正面、直接的姿態進入這個時代，并且用審美化、商業化的方式講述發生在這個時代的故事、塑造置身于這個時代的人物的電影，卻并不多。

　　《中國合伙人》的出現，難能可貴。

　　這是一部具有時代溫度和生活質感，以真誠的態度回應歷史的電影。它在溫情的講述里一次次地重復著上世紀末每一個中國人內心的疑問——究竟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們？

　　雖然離影片正式上映還有兩天時間，但不管在已經進行的國內多個城市的點映中，還是5月13日在清華大學舉行的首映式上，觀眾的熱情都對創作者的努力給予了真誠的回報。有人說，他在短短2個小時的時間里，看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30多年；也有人說，導演陳可辛用這部電影講述了一代人的“中國夢”。

　　電影上映前夕，本報記者采訪了導演陳可辛。

　　“改革開放是中國人精神世界里抹不去的烙印”

　　記者：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經濟社會和思想文化領域都經歷了非常重大的變革，而您在《中國合伙人》中卻選擇了以“新東方”語言學校為原型的故事作為進入這個宏大時代的切入口，這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陳可辛：很多年來我一直想拍一部反映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電影，為此我一直在尋找故事和題材，但是卻一直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載體。我關注過改革開放初期那些“野蠻生長”的企業家，也關注過后來崛起的那批互聯網“大佬”，但涉及商業的東西都太專業，普通觀眾理解起來會比較困難。

　　直到后來有人把“新東方”的故事給我。這個故事吸引我的原因是：第一，它囊括了3個人物，他們分別代表了不同的價值觀；第二，英語教學這個元素對于一部電影來說是非常有趣的；第三點，也是最吸引我的一點，這個故事可以直接反映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所面臨的沖擊，而這個沖擊的核心就在于中國傳統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的碰撞。電影中涉及的簽證咨詢可以說直達了這種沖擊的核心——中國傳統的價值觀是中庸和謙卑，而西方價值觀倡導的則是自信和爭取。對影片中的人物來說，簽證的5分鐘所經歷的價值觀碰撞，也許就直接決定了他的下半生。

　　記者：拍攝一部橫跨改革開放30多年的電影，真切地把握這個時代的脈搏，對任何一個電影導演來說都并非易事，尤其對于一個香港導演來說，您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陳可辛：作為一個香港人來表現內地改革開放這30多年，我的優勢和劣勢可能都在同一個地方。我沒在內地生活過，這使我對有的東西沒底氣，很忐忑，所以需要收集很多資料來確認我對一些事情和問題的想法、看法。但也正是因為我沒在內地生活過，讓我沒有局內人的顧慮，有了一個相對客觀的視角，創作起來也就更加自由。

　　近年來我越來越多地聽到不同年齡段的朋友講起大家特別向往上世紀80年代。后來我了解到，大家之所以這么懷念那個時代，是因為它是改革開放最初期，它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可能，大家都覺得未來是充滿希望的；到了90年代，大家把這個希望具化為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具體到了經濟體制的改革；2000年之后，IPO、上市企業等概念便蜂擁而至。我想這是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脈絡，這些變化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跡，中國人的精神狀態也隨之經歷了由浮躁到逐漸沉靜的過程，而這些變化的過程正是我想通過電影呈現的。

　　“誠實地面對歷史并不容易”

　　記者：許多觀眾在看完影片的點映和首映禮之后都覺得《中國合伙人》給他們帶來了很多共鳴，而共鳴往往是在影片對時代真實還原的基礎上產生的。但其實在電影創作中，如何面對歷史，尤其是如何呈現我們今天仍然身處其中的歷史進程，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命題。

　　陳可辛：歷史中的很多東西，我們只有面對，才會進步。但中國電影也好，世界電影也罷，在面對歷史的時候往往存在兩個極端——一是僅僅一味正面唱好式的淺表化、簡單化呈現，另一個是往人性的陰暗面鉆牛角尖。

　　其實所謂“真實”都是主觀的，這兩個極端也都是某個程度的真實，但是它們都沒有站在一個客觀的、冷靜的立場去講故事。前者講的故事往往是沒有觀眾的，或者大家都不相信的；后者則太過絕望了，而人生其實未必是那么絕望的。但就我個人而言，是希望能夠用一種盡量客觀的方式去還原一個時代和一代人，用一種比較誠實的態度去面對歷史，同時也希望故事能有一個相對溫暖的結局。

　　記者：不管是這部《中國合伙人》，還是您以前拍攝的《甜蜜蜜》，都讓觀眾在人物故事的背后看到了一個大時代。呈現大時代，是否一直是您的創作訴求？

　　陳可辛：《中國合伙人》和《甜蜜蜜》的確都呈現了不同的時代，但《甜蜜蜜》只是一個單純的愛情故事，我是借那個年代把那段愛情表現得更浪漫，而《中國合伙人》其實不是在拍人，是借影片中3個人的故事把那個時代展現出來。

　　任何一個大時代都是有趣的，不管中國內地改革開放這30多年，還是《甜蜜蜜》表現的香港的1985至1995年。應該說所有的浪漫都來自大時代里的故事。因為在大時代里，我們會看到很多人性的東西，而且所有東西都被放大了，情感也被放大了。把電影表現的故事和人物放在一個大時代里，它就會更動人、更浪漫。

　　記者：那么在您眼里，改革開放這個大時代跟其他時代有什么不同？通過《中國合伙人》，您最想呈現的這個時代的特質又是什么呢？

　　陳可辛：改革開放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特質就是“從無到有”。物質上的從無到有，給很多人的精神世界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沖擊，如何面對財富、如何面對富足的生活，這是每個中國人都要解決的精神問題，也是我想要通過這個電影思考的問題。比如電影中的人物在巨大的時代變遷里，如何面對友誼，如何面對夢想，如何處理堅持自我與向生活妥協的關系，都是我想要呈現的東西。

　　現在有很多人在懷念改革開放初期那個充滿機會的年代，我在電影的最后放了很多企業家年輕時的照片和現在的照片，銀幕上寫著“他們的故事，也是你們的故事”。其實我真正想說的是，今天我們所處的仍然是一個充滿機會的時代。電影里黃曉明扮演的成東青說，所謂夢想，就是讓你感到堅持就是幸福的東西。夢想不是終點，也不是成功，夢想是懷抱著希望奮斗的過程。我想用這部電影為每一個中國人打氣。

　　“中國電影正處于前所未有的好時代”

　　記者：今年以來中國電影市場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一系列中等成本現實題材的影片在市場上表現不俗，也得到了觀眾的認可。從2002年《英雄》開啟的國產“大片”時代，到今年中等成本現實題材影片成為市場主流，您怎么看待中國電影市場的這種變化？

　　陳可辛：中國電影現在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好時代。2002年《英雄》的出現讓中國電影從業者明白了一個重要的道理——中國要發展電影產業，要讓觀眾回到電影院，就必須拍大片。因為中國觀眾已經太習慣在家里看電影了，對他們來說，去電影院看電影太貴、太麻煩，沒必要。我們要把他們拉回電影院，唯一能做的就是拍一些在家里看跟影院看效果不一樣的影片。

　　從2002年賀歲檔的《英雄》到2012年賀歲檔《泰囧》的出現，10年過去了，情況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面對《泰囧》這樣一部在家里和在影院看沒太大區別的電影，那么多觀眾還是選擇了到電影院觀看，這說明觀眾現在已經養成了在電影院觀影的習慣。在這一點上，“大片”功不可沒。正是有了前面10年“大片”對市場的開拓和對觀眾的培養，才有了最近《北京遇上西雅圖》、《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等中等成本影片的成功。中國觀眾開始覺得自己的生活應該被呈現在大銀幕上，這是電影文化日益成熟的標志，也是每個地區的電影起飛都要經歷的階段。

　　另外，“大片”也為中國電影提供了工業化的標準，它讓每個導演了解到商業電影是有規矩的。這些規矩可能剛開始你不習慣，你會覺得它干預了創作自由，但是其實什么行業都有規矩，如果不守規矩，那就會有一大堆爛片。

　　過去10年的“大片”投資大、壓力大，拍攝“大片”積累的經驗讓我在中小成本中更自覺地尊重觀眾，遵守規矩。今年以來成功的國產電影都體現出了這樣一種自覺。這樣的電影可能會少了一些個性，但是這并不代表這樣的電影就不好，因為電影本來就是大眾的藝術。

　　在這個基礎上，我相信未來中國電影會迎來一個更好的發展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