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書 那群人 那書店——三聯書店依靠文化自覺與時代同行的啟示
北京三聯書店外景
一幀紅綢輕輕揭去，“韜奮圖書館”幾個大字顯露出來。2012年7月16日，在北京三聯書店所在的那條小巷里，“韜奮圖書館”落成，向社會開放。
幾代人的夙愿終得實現。
1944年，鄒韜奮先生去世。在周恩來擬定、毛澤東贊成的《紀念辦法》中，提出“在重慶設韜奮圖書館，由各界人士捐贈書籍”。抗日戰爭勝利后，郭沫若專門為擬在上海設立的韜奮圖書館寫了一副嵌字聯：“韜略終須建新國，奮飛還得讀良書。”直到1997年，“韜奮圖書館”終于從愿望變為現實，但囿于條件，依然是三聯內部使用的資料室。
“韜奮圖書館”在新時代踐行著鄒韜奮先生“竭誠為讀者服務”的書店宗旨。
那些書：是火種 是旗幟
飄著墨香的《三聯經典文庫》將三聯書店80年來對時代的貢獻，呈現在人們面前。它如同從歷史深處走來的使者，將我們帶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萌發的日子。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鄒韜奮為代表的一批愛國人士創辦了生活書店、讀書出版社和新知書店，出版進步圖書、報刊，高擎起宣傳先進理論，傳播科學文化，推動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大旗。
在鄒韜奮手上，中華職業教育社機關刊《生活》周刊，“研究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多少是含著沖鋒性的”，“漸漸轉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鄒韜奮語）。
1932年，蔣介石親自出面施壓：要中華職教社負責人黃炎培責令鄒韜奮改變《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場。鄒韜奮經過慎重考慮，“應力倡舍己為群的意志與精神，擬自己獨立把《生活》周刊辦下去。”《生活》周刊獨立出來，6年中發行量由2800份，激增到15.5萬份，與當時全國最大的日報《申報》不相上下。
胡愈之在他的回憶中有這樣的描述：“從這開始，《生活》周刊逐漸改變了方向，關心和議論起了國家民族大事，使刊物和全國人民反蔣抗日的愿望一致起來，刊物更受到讀者的歡迎。”
在很多學校，學生人手一本《生活》周刊，爭相先睹為快。經濟學家許滌新清楚地記得：“《生活》周刊暴露國統區農村破產的通訊、反對納粹德國的國際評論，引人注目。”對此，作家端木蕻良印象深刻：“當時，《生活》這兩個字和‘進步’兩個字有著同等的意義。‘九·一八’以后，《生活》的旗幟是最鮮明的，它的抗日主張是最堅定、最富有現實意義的，它能代表當時群眾的心聲，實事求是，發為文章，從而又擴大了群眾的心聲，這樣，互相激勵著形成更廣泛的波瀾。”
《讀書生活》半月刊是為“店員、學徒，以及一切連學校都不能走進的人”出版的刊物。從創刊起就以大眾化、通俗化為方針，面對廣大青年對真理的追求，對帝國主義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痛恨，響亮地號召讀者要“讀活書、活讀書、讀書活”。在這個刊物上連載的艾思奇的《哲學講話》，曾經把千萬讀者引進了馬列主義大門，走上了革命道路。
《哲學講話》是讀書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書。被查禁后改名《大眾哲學》，依然暢銷。到1948年，發行至32版。1936年10月22日，當時在西安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葉劍英、劉鼎接到毛澤東來電：“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湜的《街頭講話》之類）……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馬克思的《資本論》，被譽為“工人階級的百科全書”，是一部200萬字的巨著。出版全譯本的多次努力，均因工程浩大與政治原因而未能實現。讀書出版社在李公樸被捕，書刊被禁，資金拮據的艱難情況下，毅然決然，決定接受出版這一巨著。1938年在上海的酷暑中，《資本論》譯排校印流水線秘密流動起來，經過近百個晝夜奮戰，郭大力、王亞南合譯的《資本論》終于付梓，在戰火紛飛的抗戰中出版。之后，在國統區和解放區多次重印，發行量達3萬多部。1939年，王惠德在延安得到一套《資本論》：“能得到這套書，當時的確很不容易。”陳其五回憶：“我們在戰爭年代很困難時，《資本論》一直帶在身邊。”
翻閱三聯書店前身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的圖書目錄，《共產黨宣言》、《辯證唯物論辭典》、《列寧戰爭論》、《卡爾·馬克思》、《列寧傳》、《斯大林傳》、《人怎樣變成巨人》、《延安訪問記》、《毛澤東印象》、《解放區的民主生活》……赫然其中。據統計，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出版進步革命書刊400多種，其中，一半由生活、讀書、新知三社出版。
在革命戰爭年代，鄒韜奮等老一輩出版家領導三聯書店出版了2000多種圖書，40余種報刊，這些出版物，是火種，是旗幟，引領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經歷了那種斗爭與生活的著名記者子岡說：當年抗日救亡這面大旗團結了千百萬青年，為了同樣喜歡一本書、一個作者、一份刊物，可以成為朋友和同志，在意識形態上形成牢固的默契。
“讀書”兩字寫在樸素平實的封面上。翻開來，開篇文章《讀書無禁區》如春雷，在人們的精神世界和讀書生活中激起巨大波瀾。1979年4月，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大潮，《讀書》就這樣出現在讀者面前。幾天內，首版5萬冊很快發完，馬上加印5萬冊也銷售一空。“讀書無禁區”不脛而走，成為新啟蒙時代最響亮的口號，文化知識界的“集體記憶”。
學人朱正琳說出自己當時的感覺：“創刊號頭條文章《讀書無禁區》，幾乎相當于破冰船啟動時發出的一聲鳴笛！”“‘讀書無禁區’在今天聽來似乎不甚新奇，但在人類許多優秀的文化遺產都被斥為資產階級文化垃圾的時代尚未完全過去之時，這一聲吶喊，真有石破天驚的氣勢。”媒體人陳四益說出的，何嘗不是眾多讀書人共同的感受。
《讀書》迅速成為當代讀書人心中的最愛。藍英年的《尋墓者說》，葛劍雄的讀史系列，吳敬璉的經濟學文字，辛豐年的《門外談樂》，龔育之的《大書小識》，趙一凡的《哈佛讀書札記》，金克木的《無文探隱》、《書城獨白》，呂叔湘的《未晚齋雜覽》，名人薈萃，佳作連篇。《真理不是權力的奴仆》、《人的太陽必須升起》……一篇篇激蕩靈魂與思考的文字，《余悸病患者的噩夢》、《忠心的衙役》……一幀幀沖擊視覺與心靈的漫畫、插圖，在讀書人手上傳遞，在人們心中留痕。
學者陳子善一直將整套《讀書》引以為自傲的珍藏。學者錢滿素說它“扎根于這片國土，是中國人思考中國的雜志”。于學者張鳴，“《讀書》是我讀野書的一個紀念，也是我第一個文字的家園。”于著名作家王蒙，“由于這本雜志，我和我的一批友人在那個年代活得快活了許多。”
在《讀書》之后，帶著三聯出版標志的一本本新書漸漸多起來，引領著閱讀者，進入思想文化的新天地。
《傅雷家書》讓生活的本真、文化和知識的尊嚴重回當代人的精神生活；《隨想錄》沖破思想禁區的勇氣鼓舞了整個中國知識界；《寬容》在娓娓道來中彰明新的人生態度——自由精神的實質在于寬容；《第三次浪潮》，在國人面前鋪展開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趨勢；“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將中青年學者在學術園地里孤寂耕耘的成果源源不斷奉獻給社會……讀書人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由此變得絢麗多彩起來。
陳四益認為，“說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書架上都有三聯的書，并非夸大其詞。”學者葛兆光在搜索了自己的閱讀記憶后說，這些年來，對于三聯書店，我相信相當多的人和我一樣，記憶里總會有《讀書》和《讀書文叢》、《文化：中國與世界》和《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當然還有《三聯生活周刊》和《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三聯出版物的裝幀風格，似乎也對它的讀者有了意味：樸素大方，清新淡雅，極富書卷氣的設計，在喧囂與浮躁中，營造了沉靜和諧的讀書氛圍。
讀了30年三聯的書，學者楊早更加堅定：再過20年、30年，我們這代人仍會記得青春時代的《讀書》與三聯諸書。那些思想激起的浪花雖已粉碎，碎沫也會進入讀者的血液，在后世引發遙遠的回響。
因為，那個世界，有思想著的美麗，有成長著的快樂。
（編輯：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