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與古史重建
史墻盤
殷墟甲骨文
編者按
從上個世紀70年代出土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到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竹簡，再到近年從海外購回的上海博物館藏竹簡、清華簡、北大簡等，大量出土文獻的發現，大大推動了古文字學、古文獻學、思想史、哲學史的研究，引領了一股利用出土文獻探究中國古代文明圖景的學術潮流。作為中華文化與文明的重要載體，出土文獻研究已經成為拉動文史哲研究的強力“引擎”，而如何通過理論、范式、方法的總結和創新，進一步深化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成為相關領域學者不懈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課題。今天，本刊邀請李學勤、黃德寬、朱鳳瀚三位專家對此進行解讀。
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然而和其他古代文明國家一樣，我們的古史越向上追溯，就越顯得模糊荒昧。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時間相距久遠，當時能傳留到后世的信息不多，同時受古人思想觀念影響，真實的歷史信息常與種種神話傳說混雜在一起，不易分辨。因此，古史已被遺忘淡化，需要重建，而問題的核心在于重建的方法途徑。
上世紀20年代開始，持續到抗戰的“古史辨”大討論，歸根結底正是古史研究的方法論之爭。以顧頡剛先生為代表的疑古學者，接續康有為、崔適的學說，對傳統的古史觀作了全盤的檢討清理。在這一討論期間，王國維先生1925年在清華講授《古史新證》，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既批評了“信古之過”，也指摘了“疑古之過”。他認為疑古學者“其于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于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他所說“二重證據法”，是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兩者互相印證。作為古史研究的方法論，王國維這一論點對學術界有深刻啟發，成為后來中國古史研究和考古學緊密結合的先聲。
王國維所講的“二重證據法”，是以他本人多年研究實踐的豐碩成果為基礎的，自然也難免受到他那個年代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在《古史新證》講義中列舉“紙上之材料”，從《尚書》《詩》《易》，一直到周秦諸子和《史記》，差不多包括了所有有關的傳世典籍，而“地下之材料僅有二種”，即甲骨文字與商周金文。王國維當年只能提到這兩者，因為那個時候中國的現代考古學仍處于發軔階段，到后來李濟先生論“古史重建”時，就將田野考古放到突出的位置了。
甲骨文和金文，用現在通行的詞語說，都屬于出土文獻，所以王國維心目中的“二重證據法”，實際上是傳世典籍與出土文獻的彼此印證。盡管如此，王國維依據他所能利用的出土文獻甲骨金文材料，在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業績。他的幾篇名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周制度論》等，都是不朽的論作。特別是他對商朝世系的論證，說明了《史記·殷本紀》基本真實可信，使“載祀六百”的商代歷史存在和確立無可懷疑，實在是古史研究中的大事。我們依據出土文獻來重建古史，應當以王國維先生的工作作為范例。
今天，在中國考古工作迅猛發展之后，與古史研究密切關聯的出土文獻，其內涵的豐富、品類的繁多，都遠遠超出王國維那個時代所能想象。出土文獻研究本身已經形成了四個學術界公認的學科分支，即甲骨學、青銅器及金文研究、戰國文字研究和簡帛學。通過這幾個學科分支的進步，學者們正在古史重建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以下就讓我們展望一下出土文獻研究對古史重建可能取得哪些成果。
先談甲骨學。近些年來，對于殷墟所出商代晚期甲骨卜辭的分期斷代，學者已經建立了新的學說系統，將卜辭分別為王卜辭和非王卜辭，再把王卜辭劃分為小屯村北與村中南兩系，這大大便利了卜辭的整理釋讀，使卜辭所反映的史事更清楚準確地顯現出來。
現在知道，殷墟甲骨卜辭以兩個時期的為最多，一個是武丁時期，一個是商末文丁、帝乙、帝辛時期。
武丁即傳世典籍中的殷高宗，據說在位59年，屬于這一時期的卜辭，差不多占所有殷墟卜辭的一半。特別是小屯YH127坑和花園莊東地出土的卜辭，已經得到初步整理，相當詳細地展示出武丁盛時的歷史面貌。
商末的甲骨，包括村北系的黃組卜辭和村中南系的無名組晚期卜辭，數量也比較多，內容涉及重要歷史事件，如對盂方、夷方等的戰爭等。同時，這個時期的金文亦多，不少可與甲骨卜辭聯系對照，增加我們對當時歷史的認識。
由上世紀50年代起，發現了在商代甲骨文以外還有西周的甲骨文。西周甲骨卜辭迄今已有一系列發現，地點廣及山西、陜西、北京、河南以及山東，但是數量較為零碎。其間最重要的是陜西岐山鳳雛和周公廟出土的卜甲，其卜辭對于研究周初歷史有很大裨益。
青銅器及金文的研究，雖然起源甚早，在宋代已相當發達，然而近年還是有非常大的進步。西周王室世系的證實，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上面我們已經說到王國維以來的學者怎樣根據甲骨文的研究，證明了《史記》的商王室世系基本可據，但西周世系的論證要晚許多。1976年陜西扶風縣莊白村出土的史墻盤，列舉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的稱號，作器時的“天子”是恭王，這只有世系的前一半。到了2003年，陜西眉縣楊家村出土了（佐，或釋）盤，在恭王之下又補上了懿王、孝王、夷王、厲王，作器時“天子”是宣王，這樣，除西周末代幽王外，世系業已完整，列王次第全同于《史記·周本紀》。
西周有三個時期的金文，數量最多，內容也最重要。
首先是周初的武王、成王時期。如利簋記伐紂牧野之戰，大保簋記平武庚三監之叛，方鼎、禽簋記周公東征，沫司徒簋記封康叔于衛，何尊記營建洛邑等等，都可與《尚書》《史記》等典籍對照。
其次是西周早期之末的昭王時期。古書所載昭王向江漢地區發展，如古本《紀年》說的征伐楚荊及到南方巡狩史事，大多可在金文中得到確證。比較重要的，關于伐楚荊有令簋、京師畯尊、胡應姬鼎等；關于南巡的有靜方鼎、中方鼎、中甗、析尊卣等。
再就是西周晚期的厲王、宣王時期。過去關于厲王時的歷史，能從古書里知道的，差不多只有任用榮夷公專利，激發國人起義一事。由于一批當時的金文，如宗周鐘、伯父簋、翏生盨、鄂侯馭方鼎、禹鼎等的發現和考釋，大家才了解到厲王之世南夷、東夷入侵，造成戰亂的情況。至于后來宣王繼位，王朝對南方夷人與北方狁作戰等等情節，有不其簋、虢季子白盤、兮甲盤等金文。宣王十八年的駒父盨、二十三年的文盨，更是所謂“宣王中興”的證據。
既屬于戰國文字研究，又屬于簡帛學，兼跨這兩個學科分支的出土文獻，是戰國簡帛。大家知道，在過去歷史上有過兩次戰國簡書的重大發現，就是西漢前期的“孔壁中經”和西晉初年的“汲冢竹書”，前者之中的古文《尚書》、后者之中的《紀年》，都長時期影響著古史的探究。近年戰國簡帛有一系列發現，內容為嚴格意義上的書籍的，主要有三批，即1993年在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郭店簡，1994年上海博物館入藏的上博簡，2008年清華大學入藏的清華簡。
郭店簡、上博簡和清華簡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前后書寫的，其文字是當時的楚文字，其性質是秦代焚書以前的書籍，書的類別則互有不同。郭店簡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上博簡亦以儒書為主。清華簡則主要是經史之類的典籍，其間以《尚書》一類文獻為多，也有《詩》《禮》《樂》《易》等內容。值得注意的是在清華簡里面已經整理出一部完整的史書《系年》，共有23章，概要地記述了自周朝建立直至戰國前期的歷史。清華簡還有一篇《楚居》，詳細記載了楚國的世系和歷世都邑所在，如結合上博簡多種有關楚史軼事的篇章，可能對楚國歷史有所補充修正。
可以預見，今后出土文獻的品類和數量將越來越多，通過“二重證據法”，與傳世典籍結合互證，我們一定能夠更好地重建古史，闡明我們民族、國家和文明的起源。（作者系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國際歐亞學院院士）
（編輯：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