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道不從君
“從道不從君”這句千古以來曾激勵過無數文人士子抱持獨立個性與品格的口號，出自《荀子·臣道》。作為口號，這句話挑戰君主政治，倡導體制外獨立人格。其精神，是對充溢著民本主義思想元素的古老政治教條的承傳和發揮。但需要強調的是，這樣的口號和精神既非荀子的發明，也不是荀子的本意。
生活在戰國末的荀子一方面接過了孟子暴君放伐論的旗幟，明確宣稱：“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大略》）但另一方面又嚴格界定了君與民的主從身份及地位。他比喻道：“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王制》）可見荀子秉承的民本主義主張安政惠民，是以君主對民眾的絕對統治為前提和基礎的。民眾不過是水，是馬，而君主則是凌駕其上的舟輿。水和馬是工具或手段，而舟、輿才是主體，才是目的。荀子說：“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君道》）這最后一句，才是點題：所謂重民愛民，無非是“求其為己用，為己死”。這與西周以來作為統治智慧結晶的敬德保民思想一脈相承。
理解“從道不從君”，關鍵在一“道”字。《說文》釋“道”：“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春秋以來，道在道路、道理含義基礎上升華為一個頗具哲學意義且內涵十分豐富的概念，甚至被稱為中國思想傳統中最崇高的概念。（金岳霖：《論道》）然而，先秦諸子的“道”具有主觀性的終極價值，含攝的乃是最高的政治秩序以及行為與道德的最高原則。這僅限于政術或治道層面，而沒有達到政理或政道的境界。對先秦諸子來說，“他們全部思考的是對曾經稱為‘天’的權威的道德和政治秩序之瓦解的回應；而且，對于他們所有人來說關鍵問題并不是西方哲學的所謂‘真理是什么’，而是‘道在哪里’的問題，這是規范國家與指導個人生活的道。”（［英］葛瑞漢：《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有人將道與真理等量齊觀，但我們知道，首先，“道”是主觀建構之“路”，其本質是“人道”；而“真理”是客觀發現之“真”，具有絕對性和先驗性。其次，“道”可以是多元的，可以變化的；而“真理”是唯一的，永恒的。第三，“道”追問“可”與“不可”；“真理”追問“是”與“不是”。（參閱徐克謙：“先秦哲學之‘道’與西方哲學之‘真理’”）荀子之“道”與真理無關，歸根結底是超驗性的“圣王之道”，就本質而言，在上者乃是君主政治前提下的最高道德原則，在下者則流為具體的安邦治國之道術。在荀子心中，“道”的這種本質屬性十分明確。他說：“道也者，治之經理也。”（《正名》）“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道》）“道也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強國》）可見荀子的“道”與孔、孟之道一樣，屬于形下意義的治道，是借助先王的名義而抽象出來的君主政治的一般原則。它不是科學與理性的結晶，而是統治術以及經驗的提煉。張舜徽《周秦道論發微》謂：“余嘗博考群書，窮日夜之力以思之，恍然始悟先秦諸子之所謂‘道’，皆所以闡明‘主術’，而‘危微精一’之義，實為臨民馭下之方，初無涉乎心性。自宋明學者目為傳心之要，而本意全失。”
“從道不從君”是對以君主政治為最高目標的價值認同與道德恪守。先王之道構建了社會政治秩序，確立了基本的道德倫理原則，明確了個人在宗法人倫關系網絡中的名分與地位。“從道不從君”的提出，意味著超越了對具體的君主個人的忠誠，將作為整個君主制秩序與文化象征的君道而不是君主個人奉為終極權威。
（編輯：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