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電影人當以何種姿態講述過去——將鏡頭搖向遙遠的歷史
2000多年前，這片土地上群雄并起、烽火連天。持續近4年的楚漢爭霸，劉邦、項羽、韓信等英雄猛士，在太史公司馬遷的筆下你方唱罷我登場。它們留予歷史的轍痕，成為一曲華夏文明的慷慨悲歌，其壯闊、其繁復，遠遠超越那些歷史言說與世俗想象，成為中國人心中繞不過去的文化情結。
正在全國上映的電影《王的盛宴》以司馬遷《史記》中關于楚漢之爭的記載為母本。面對被眾多文藝作品演繹過的這段歷史，電影當以何種方式言說，為觀眾呈上一場“盛宴”？當代中國電影應秉承怎樣的歷史態度？青年電影人的責任與使命又在哪里？本期“談藝錄”，記者與該片導演陸川對話，講述一位甚至一代青年導演對于一段歷史、一類電影、一個時代的判斷與態度。
要歷史，不要寫意
“把歷史人物還原成人，歷史事件還原成人的故事”
記者：《王的盛宴》的開篇布局有些新意。首先走進觀眾視線的，不是春風得意的漢高祖，也不是一介庶民劉邦，而是將年邁體弱、形容枯槁的劉邦置于生命的彌留之際。一段流傳了2000多年的故事，沿著劉邦時斷時續的回憶，以一種“意識流”的方式，向觀眾“奔涌”而來。為什么采用這種方式結構影片？
陸川：一部電影里，導演也許只能講清楚一個理念。要完整展現楚漢爭霸的歷史風云，需要不同的導演都來闡述這個題材，才可能呈現一個多維、豐滿的歷史。《王的盛宴》為了在取舍上獲得自由度，我們鋪設了一條主線——61歲的劉邦已經病入膏肓，為了子嗣的繼承、漢室江山的穩定，他將韓信視為最大的隱患。于是，在恐懼中，他的腦海里不斷有夢境或者閃回，影片就是通過片段式的意識流勾描出他波瀾壯闊的一生。劉邦對于王權的把持方式，是歷代封建王朝得以延續的可能，也是導致其滅亡的桎梏。如果沒有這個結構方式，要講清楚楚漢爭霸的故事，肯定要遠遠大于現在的篇幅。面對這段歷史，取與舍，對創作者來說都是痛苦的選擇。
記者：不過，以跳躍的、碎片化的情節來結構影片，在為編劇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會伴生一種弊端，讓影片顯得松散、隨意。很難帶給觀眾敘事的代入感，給影片的接受帶來一些壓力。
陸川：實際上，哪怕按照歷史課本再拍一遍，觀眾也未必會全部認可這個電影。此前同題材的電影按照常規方法講故事，也并未獲得好口碑。做現在的設計，是因為我們認為，這部電影最根本的是為中國觀眾拍攝，中國觀眾在走進電影院的時候，腦海里已經裝滿了這些故事、這些人物的來龍去脈，劉邦、項羽、韓信只要在影片中出現，他們便會將其放置在他們的知識體系的歷史坐標中。建立在觀眾的知識基礎之上去架構一部電影，是一種冒險。但我相信，大多數看完影片的觀眾，是會認同我們的 敘述方式的。
記者：我想，傳達出什么樣的歷史觀，也是觀眾能否接受電影敘述的關鍵因素。從《尋槍》、《可可西里》、《南京！南京！》到《王的盛宴》，你執導的四部影片好像都在有意挑戰富有爭議的題材。《王的盛宴》的危險，不僅在于你涉及幾乎每個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這段歷史，而且，很多大導演都曾涉獵歷史片，但整體口碑不盡如人意，甚至飽受詬病。
陸川：如你所說，這么多年，歷史題材的電影遭受很多觀眾的詬病和非議。在中國，歷史愛好者是一個很大的“族群”，而當前的很多電影創作，對于歷史并未持有尊重的態度。很多歷史片，隨意拿來歷史題材、歷史人物，卻沒有尊重歷史研究和考古發現，只是以當代人天馬行空的想象去消費歷史、消解歷史，歷史的真實面貌被遮蔽了。
我們這一次，要顛覆過去古裝片、動作片的慣常做法，創作一部真正與歷史相關的電影，展開一次嚴肅的探討——我們從《史記》的記載出發，將歷史人物還原成人，將歷史事件還原成人的故事。我們想做一部“陌生化敘事”的歷史片，而不是去解構歷史。
要傳承，更要發現
“當代中國的開放包容，允許我們做多元的嘗試”
記者：談到“展開一次嚴肅的探討”，你的世界觀、價值觀構建在怎樣的歷史觀之上？影像的敘事與文本的敘事對歷史細節有著不同的取舍，也有著不同的訴求，你用文本構架影像的依據和勇氣何在？
陸川：我的歷史觀首先是建立在歷史的記載上。在做電影《南京！南京！》時，我翻閱了大量的文獻記錄、歷史資料，在對民國史、抗戰史進行精讀時，我發現任何個人的歷史知識都是有限的，不斷地更新、不斷地重建。這種感覺，就像接受了“二次教育”。當然，這并非我的個人感受。我們的國家越來越走向開放，再加上井噴式的網絡信息，激活了我們這一兩代人尋找歷史細節、讓更多歷史真實浮出水面的沖動。
因為受到李陵事件的牽涉，司馬遷入獄受到宮刑，他顯然沒有寫作的自由，這是否會導致他在歷史記載中有所閃避、隱藏？而且，后世的讀解研究證明，《史記》中年表記錄等發生了某些偏差沖突。這是司馬遷有意為之嗎？司馬遷會不會是通過一些明顯、低級的錯誤，樹立一道一道路標？一路撿拾這些路標，我們走向字面背后的真相。帶著這些疑問，我們走訪了一些知名的歷史學家，他們給了我肯定的答案，《史記》中關于鴻門宴、烏江自刎的一些描述不可否認具有某種夸張的文學色彩。
記者：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評價《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概括了《史記》的史學地位，亦肯定了其文學價值。你對于《史記》的態度，也是符合這個評價的。對于歷史典籍，過分信任或者過分懷疑，恐怕都會指向虛無。近些年，所謂的歷史大片更多地關注“怎么寫歷史”，而不是“寫什么樣的歷史”。你的電影寫作，最終指向什么樣的歷史真實？
陸川：我們要求在人物塑造、情節設計乃至服裝、化妝、道具各方面去還原歷史真實、尋找歷史的答案。這是一個求真的過程。
當然，我們的出發點并不是質疑或者推翻歷史，只是探索在歷史大而化之的講述中那些被遺漏的角落。實際上，歷史在“被講述”時不可避免會被誤讀。現在很多年輕人習慣于被動接受，卻很少主動去探尋歷史的肌理或者那些被遮蔽的褶皺。對青年人來說，敬重和傳承中國文化是使命，發現更是一種可貴的責任。而基于當今社會的開放、包容，我想，是允許建設性的多元解讀和表達的。
記者：歷史的解讀，旨在當下的建設與未來的發展，恐怕這樣才會讓觀眾入耳入心、產生共鳴。
陸川：的確，這就是我們這個年輕的團隊創作電影的初衷。一方面，我希望中國電影能夠以影像的表達，完善年輕人的歷史判斷和價值取向；另一方面，希望能夠推動觀眾反思幾千年積淀和傳承下來的中國人的文化性格。當下很多流行的文藝作品中，宣揚以權謀方式取得所謂的權力，竟然有著很大的市場。我想，中國文化不只是這些。通過電影追溯這種文化性格的源頭，請觀眾做個選擇，因為這種性格中某些因素，今天仍在影響著我們。
個體生命重于導演意志
“用良心之作，攜手為中國電影贏得尊重”
記者：任何一位電影導演，在鏡頭背后，都必須面對這樣一種選擇，那就是真實與虛構的關系。作為導演，你如何嘗試基于時代背景之上的電影敘事？
陸川：“以人為本”是藝術永恒的追求。我認為，藝術應該弘揚個體生命的價值。再宏大的歷史，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礎之上的。用電影載體反觀歷史，作為創作者首先要尊重人，尊重人的選擇、權利與欲望。你也許未必認同某個個體的選擇，但有必要保持平等、尊重的態度。如此，人物才是生動的、豐滿的，而不是導演意志的符號。觀眾通過電影的講述，撲面而來的就是有個性的人物，而不是各種宏大的理念和思考。這樣，才會消除歷史人物與現代觀眾之間的內心隔膜。實際上，我希望在創作中尊重每一個人物的精神品格，從《尋槍》、《可可西里》、《南京！南京！》到《王的盛宴》，都是如此。
記者：電影作品的接受除了依賴主創人員的努力，也離不開整個行業生態的支持。與過去兩年中國電影票房大踏步式的提升相比，今年的國產電影票房似乎不盡如人意，一部分原因來自好萊塢電影的壓力。現在，很多人將對國產電影票房的期待放在了年底賀歲檔。如今大幕開啟，面對幾部大片集中上映的挑戰，作為青年導演，你準備好了嗎？
陸川：與幾位大導演的作品正面沖突、相較高下，是不得已的選擇。盡管很有壓力，但我的內心還是比較平靜的。
《王的盛宴》最終能在賀歲這個黃金檔期與觀眾見面，我很感激。毫無疑問，中國的電影創作環境正逐步走向更開放、更包容和更開明，這對于藝術創作是非常重要的。再者，經過這些年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我們的電影院線和觀眾需求不斷走向成熟，今天已經完全有能力接納一天之內上映兩部電影。如你所說，此前的中國電影市場可能表現得有點冷，但我愿意與前輩大導演一道，用自己的良心之作，吸引更多的觀眾走進電影院，為中國電影贏得尊重。伴隨電影市場的日益開放，不同類型、不同風格的電影之間正面“較量”，已經不可回避。8年前，《可可西里》與《2046》、《新警察故事》同天上映，以60個拷貝贏得了900萬的總票房。一個年輕導演，在成長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與前輩大導演同臺“飆戲”，不是國內的前輩導演，就是國外的前輩導演。你既然無處可逃，倒不如既來之則安之。這是一個磨練的過程，也是走向成熟的必經之路。
（編輯：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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