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發展的社會動因
文學是時代與社會的必然產物，它以時代與社會為條件而產生并存在，盡管它有自身的內在規律與元素，但它必須在時代與社會的環境、條件與運動等諸多元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才有可能產生與當時社會相符合或者相適應的文學的特殊風格和獨特個性。文學的發展過程，必定是一個融入時代與社會的諸多元素和動力的孕育生成過程。
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發展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外在的社會與時代作用，也有內在的文學發展的自身規律，但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發展與變化，只有具備內因與外因相互作用的外部環境與內部條件，才有可能產生其進化的必然結果。文學是時代與社會的必然產物，它以時代與社會為條件而產生并存在，盡管它有自身的內在規律與元素，但它必須在時代與社會的環境、條件與運動等諸多元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才有可能產生與當時社會相符合或者相適應的文學的特殊風格和獨特個性，并在當時的時代前進中發揮其不可替代的社會作用，而且以此為生存條件而存在下來。鑒于此，文學的發展過程，必定是一個融入時代與社會的諸多元素和動力的孕育生成過程，它必然承襲著時代的基因，銘刻著社會的烙印。中國二十世紀百年文學發展的社會動因，大概可以從六個方面來歸納和解讀。
中國有史記載的五千年的文化與文學，不僅將中華民族從荒蠻愚昧時段帶進了文明時代，創造了中華悠久燦爛的文明，而且為整個人類的文化與文明的產生與進步做出了功不可沒的重大貢獻，也對構建世界文學藝術的輝煌殿堂確立了不可磨滅的偉大建樹，這既是中國的文明史，也是世界的進化史。秦漢的散文，春秋戰國的哲學，唐代的詩，宋代的詞，元代的戲曲，明清兩朝的小說，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文學驕傲，也是整個人類文學的巔峰之作。易學的世界潮流，玄學的世界潮流，儒學的世界潮流，老莊哲學的世界潮流，紅學的世界潮流，都是大中華文化、文明和文學的深遠影響與恒久輝耀。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學，就是在中華民族如此博大和深闊的文化氛圍與文學基礎上延續并拓展而來。這是中國二十世紀百年文學得以輝煌發展的第一動因，也就是歷史的、民族的、血統的深刻因素。
中國古典文學發展的慣性推力，在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正處于民族革命與社會變革的矛盾劇烈運動之中，在這種雙重力量的交匯與作用之下，中國現代文學應運而生。鴉片戰爭的槍聲與炮火，初步驚醒了中國各階層的民族精英與部分清朝官吏，龔自珍等人便是其中的優秀代表人物。中日甲午海戰的失敗，激發了廣大民眾，特別是資產階級民主愛國階層，他們一致將心機與期盼轉向投放于文學的社會革命擔綱。黃遵憲、章炳麟、康有為、梁啟超、鄒容、陳天華和秋瑾等發起并實踐的詩歌革命、小說革命進而擴展為文學革命的一浪高過一浪的思潮與運動，在戊戌政治改良運動和辛亥資產階級革命的社會變革大潮浪推動下，直到五四運動取得勝利，終于完成了古典寫作向白話寫作的全面轉折，開啟了現代文學的嶄新風帆，特別是確立了現代文學的政治性、革命性和戰斗性。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社會革命以及主導時局的政黨，始終對文學的進步發出了一輪高于一輪的吁求與指令，同時也對文學與時俱進地配合與適應社會革命的形勢與實踐，創造并提供了極其有利于主流文學急速跟進的社會環境與創作氛圍。這是中國二十世紀百年文學持續快速發展的第二動因，也就是時代的、社會的、實踐的決定因素。
社會革命不論其成功與失敗，但必定引起社會階級、階層、領域以及體制與機制發生不同性質、不同程度和不同界面的更動與變異，在這種劇烈與緩和、整體與局部、表層與潛在的幻變或進化過程中，文學同樣會產生相應的量變與質變。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革命，文以載道的傳統思潮由倡導到興盛，白話文從萌生到全面推行，緣起于革命的不斷深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是中國二十世紀最為殘酷、慘烈而又壯麗、輝煌的歷史階段，創造并譜寫出中國現代文學的大起步、大繁榮和大輝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經文化大革命，邁進改革開放和商品經濟與市場秩序的全面構建，中國的社會結構進入前所未有的復雜而又完整的歷史時期，農耕文明，工業文明，商品文明，后現代社會文明；私有經濟，集體經濟，國有經濟，商品經濟，資本股權經濟，后現代社會化經濟；原始自然生態模式，計劃調控生態模式，市場支配生態模式；個人主義思潮，自由主義思潮，伙伴主義思潮，團隊主義思潮，社會主義思潮，拜金主義思潮，共產主義思潮；自我中心，團體中心，社會中心，理想信念中心，宗教信仰中心；思想多元，觀念多元，理想多元，文化多元，道德多元，行為多元，信息多元，經濟多元，宗教多元，信仰多元，機制與體制多元，經濟與發展多元，生活與準則多元……整整半個世紀以來，新的意識，新的思潮，新的機制，新的體制，新的生活，新的精神，新的風尚，新的面貌，還有新的印象和新的象征，紛紛揚揚，激激蕩蕩，給新時期文學吹拂并注入了無窮無盡的鮮活生力與能量。這是中國二十世紀百年文學變革創新發展的第三動因，也就是變革的、創新的、進化的關鍵因素。
中國二十世紀的社會革命與政治運動接踵沓來，國內階級沖突與戰爭紛起，邊界爭端與軍事對弈不斷，而且文學始終推置于社會潮流與軍事對壘的風口浪尖，使它一直成為知識分子和上層人士的關注焦點，也長期牽動著各階層群體與人民大眾的興奮視野。五四運動前后，由于社會各階層以及廣大民眾對于中華民族的前途與命運的聚焦與憂患，當時的革命文學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和民眾的第一精神需求，這引發了主流文學的第一次高潮。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是中華民族存亡與人民解放最為危機的緊急關頭，一切愛國階層與人民大眾，關注民族的解放與國家的強盛甚至超越了個人的生命，從而締造了文學遍及一切地域和各個社會層面的真實神話，將現代文學由興起立即推向全面鼎盛。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雖然歷經三年抗美援朝戰爭和轉瞬即逝的中印邊界戰爭，但人民與政黨共同立志于在短期內富國強民，充滿著革命的理想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思想情懷，同時也實踐著艱苦奮斗改造河山的壯志豪言，并且將文學視同為凝聚思想與整齊步伐的催化劑和沖鋒號，不僅創造了主流文學的遍地開花，而且實現了文學的極度大眾化、通俗化和民間化，同時也掀起了當代文學創作并參與社會意識形態的歷史高潮。文化大革命期間，真正的文學基本枯竭，但是八個樣板戲以及幾本長篇小說和大眾化的詩歌，其傳播的廣泛與受眾的普遍卻是空前絕后的。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社會階層和民眾的關注熱點始終是經濟的發展與商品的豐足，尤其不渝地追求著個性的張揚、生活的幸福和行為方式的自由開放，對文學的精神需求逐漸地轉向其商品功能開發利用與娛樂休閑功能盡享，于是便呈現了文學的泛世化、媚俗化和庸劣化趨勢。隨著百年社會的變遷，人民群眾對文學的精神需求、審美愉悅、教化啟迪等享用與消受，是同時代與社會的發展和變化而提高與改變，從而對不同內涵的文學的發展和繁榮，事實上始終寄予著持久不變的吁求和守望。這是中國二十世紀百年文學久盛不衰發展的第四動因，也就是民眾的、需求的、制導的引力因素。
文學創作與發展的本體因素是作家。作家首先是自然生態中的人，社會生活中的人，思想意識中的人，精神境界中的人，個性操守中的人，然后才是文學中的人。存在決定意識，也就決定著作家，從而決定著文學。因此，作家的家庭出身不同，生活環境不同，社會閱歷不同，階層地位不同，事業追求不同，文化素養不同，個性品德不同，人生境界不同，文學作品才會像社會生活一樣豐富多彩，萬紫千紅，璀璨斑斕。在中國二十世紀的百年文學中，時代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作家，不論他們堅持什么主義，信奉什么思潮，崇尚什么流派，操守什么文學主張，從事什么文體寫作，只要他們為時代、為社會、為民族、為讀者進行了問心無愧的精神創造和靈魂拷問，都應該而且必然進入百年的文學史典和人物長廊，受到社會和人民的認同和褒揚。縱觀百年文學發展歷程，幾乎在每一個歷史的階段中，都有成百上千的作家因為社會的或者個人的某種原因，從而受到政治的迫害、肉體的摧殘和心靈的煎熬，甚至有不少人蒙冤受屈，有不少人被殺頭坐牢，有不少人被無辜殃及或者株連蒙難，但其中絕大多數人為了文學而不昧良知，不失人格，不改初衷，不放棄自己堅守的信仰和真理，堅持探索，堅持創新，堅持文學的自身規律與審美價值，甚至為文學事業奉獻了個體的全部心血智慧和生命燭照。這是中國二十世紀百年文學薪火綿延發展的第五動因，也就是創作本體的、精神的、信念的重要因素。
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二十世紀的世界一同走過，整個人類共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共同認知并接受了工業革命思潮、社會主義革命思潮和后現代化社會思潮，共同見證了兩次空前的世界大戰及無數次大大小小的局部戰爭與炮火，共同體驗了無數次天災人禍造成的毀滅性打擊與衰頹性磨難，共同締結了相對的世界和平與永恒的輝煌文明。中國沒有脫離世界大潮，世界革命與進步也不能缺少中國，和平如此，文明如此，文學作為文明的一個組成整體亦如此。早在五四運動前后，中國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文學革命乃至社會革命，都直接受到世界先進思潮的深刻影響與強力推進，因而不僅在數千年封建社會的土地上萌發了，而且獲得了成功與勝利。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乃至共和國的前二十多年，中國的文學發展整個進程中，都浸潤著外國文學特別是蘇聯和法國文學的濃郁氣息。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后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化，思想解放運動的縱深拓展，國家對外交流的路徑從開放到全面張敞，世界的文學思潮和優秀作品潮涌而來，極大限度地沖擊并解放了長達數十年之久的主流文學獨統局面的文學格局，迎來了整體文學生態的均衡、全面、系統地大發展、大前進和大繁榮。這是中國二十世紀百年文學全面整體發展的第六動因，也就是世界的、民族的、融會的創新因素。
（選自2012年8月江蘇人民出版社《大中華二十世紀文學史》第三卷第十篇結語第一章，本報有刪節。修編委員會主任楊昭光、張俊彪，主編張俊彪、郭久麟）
（編輯：路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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