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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劇照

　  著名女導演陳力的最新力作《周恩來的四個晝夜》還未公映就已在圈里受到熱議。僅在題材上，這部作品就足夠吸引眼球。專家們用四個“第一次”來概括作品的文化價值：第一次在中國銀幕上表現1960年饑荒；第一次表現高官剝開假象尋找真相；第一次正面表現拆除社會主義大鍋飯；第一次表現領袖向草根道歉。

　　真 相

　　《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以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自然災害為背景，講述了周恩來總理到革命老區河北邯鄲武安伯延調研四個晝夜的故事。對于任何一個中國人來說，無論他是否曾經走過這段歲月，都明白這個話題是無比沉重的。而正面去表現這段歷史，不但需要勇氣和良知，也需要一個藝術家的謹慎、客觀、嚴肅的歷史態度。

　　當時很多內情是觀眾所不了解的，此片因而就有了“歷史揭秘”的味道。比如國家領導人當時怎樣進入災區調查研究？他們當時看到什么、聽到什么、吃什么？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如何動員群眾給黨提意見？

　　陳力的團隊在創作初始就把追尋歷史真相和表現人物的真情實感作為主要訴求。一方面，他們查閱大量歷史文獻進行素材的分析、選擇；另一方面則早早地走進故事曾經發生過的邯鄲市伯延鎮展開深入調研。當陳力談起剛剛進入伯延鎮的情形，仍然感慨萬千：“我問當地農民：‘你見過總理吧？’對方還沒說話就先哭起來，說：‘如果沒有總理，就沒有這個村子了，就沒有我們了。’”伯延人民的淳樸、慷慨和世代相傳的感恩之情感染了陳力。她發現只要和伯延人談起周總理當年來調查的往事，對方和你的距離馬上就會縮短，然后這個老鄉會找很多人來跟你說，坐在院子里一個一個表達，都是不重復的。

　　在對歷史文獻的理性認知和親身調研的感性體驗之后，影片的立意、敘事線索以及影片中一些重要的橋段在陳力的腦海中變得更為清晰起來。劇中一場開會的戲非常重要，演員們就在當年開會的那間屋子里拍戲，就連屋子里的窗格也是當年的花樣。劇中另一個重要人物張二廷也確有其人，陳力調來1961年的資料，寫的就是張二廷“放炮”，最先說出了公社食堂的種種弊病。

　　真 情

　　談到歷史題材中真實和虛構的關系，陳力的立足點仍然是“尊重歷史”。影片中老人給總理做拽面的情節是虛構的，但也不是空穴來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因為沒有東西吃，村民想辦法去弄肉，給總理做飯，總理為此生氣，這些都是事實。影片抓住了人物真實的心理活動和真實的感情。陳力說自己最直接感受到的是老區人民對黨的情感是現在的人們久違的。

　　影片中迎送周總理的大場面不同于一般同類電影之處，還包括群眾演員的表現，整部片子里的群眾演員都演得特別好，老百姓都顯得質樸真切，渾然天成，真實的感情是裝不出來的。這上千的群眾演員都是伯延鎮的百姓，陳力說給當地老百姓講戲只需像這樣對他們講：“總理今天就要走，你們是要來送總理的，你們去表達，你們想怎么樣就怎么樣”，其他不用多說。共有上千名群眾演員，最后一場戲拍了9次，專業演員因為檔期問題不能集中，除了演總理的演員每次都要參加，很多人不能在一天來，因此分幾次拍，所有群眾演員都要配合，但老百姓們沒有怨言，事實上，陳力感覺到他們是在重溫和總理相處的日子，享受著久違的感覺。

　　這個故事最重要的一個關健詞可能就是“說真話”，這對今天的觀眾來說都是有觸動的。從國家最高領導人到下級，到普通老百姓，一點一點讓大家說真話，而且是對黨提意見，要糾正錯誤，這個話題有點敏感。說真話從頭到尾貫穿起故事。陳力在查找文獻時，發現了一點疑惑，資料里說當時只有張二廷說了真話，是什么讓其他人沒有說真話呢？她從當地人那里了解到他們不說真話的原因，就是“別給黨中央找麻煩”。伯延鎮的人們心里沒有鬼，他們不說真話是出于善意，因為他們是老區人民，從劉鄧大軍，到后來邯鄲起義，很多鄉親都走上了戰場，有的是一個村子男人全死掉。所以自然災害的時候，人們一開始瞞著總理，他們不說出實情不是為了害人，也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出于關心。陳力認為中國人的道德傳統中包括多為他人著想的美德，老百姓這種思想情操非常可愛，而且是中國人特有的。

　　在陳力的作品里，有一種女性特有的細膩和溫婉，表現在敘事上，則是故事中引發矛盾的原因都是善意。她的作品在表現人物沖突的時候，經常以一種“美麗的錯誤”的方式展開敘事：人們總是因為愛而產生距離，產生誤解，經過一番忍讓、爭論、重新選擇之后，他們的距離更近了。諸如《愛在廊橋》《誰主沉浮》《湘江北去》《兩個人的芭蕾》等等都有這種敘事。《周恩來的四個晝夜》里的村主任隱瞞真相固然不對，但究其原因是他太為領導和國家考慮，反而固執地犯了錯誤。陳力特別喜歡表達人物隱忍的感情，千愁萬緒，欲說還休。也許，我們可以將其看做是女性導演的主體意識或者說女性本能的作用吧！

　　真 味

　　一部作品的“味道”多與表現形式有關。陳力的主旋律電影富有觀賞性和文藝氣質。她擅長借用多元的文化景觀來豐富影片內涵，進而深化主題思想。例如她很喜歡表現一些民俗，乍看是文化景觀，但實際上電影里的民俗為人物的喜怒哀樂提供了釋放的空間。比如劇中有一場戲，是一位老人不惜用自己的壽材換來白面給總理做拽面，總理為了讓老人安心，吃下了拽面，為了讓老人有面子，他囑咐工作人員在他離開伯延后再用自己的錢償還老人的壽材。陳力設計這場戲是因為不但可以表現老百姓對總理的感情，也能表現周總理能夠站在老人的角度去想問題。拽面這個情節也適合電影來表現，它是一種特殊的飲食文化，很多當地的老人家拽的面非常棒，特別美。拽面有一種形式感，但陳力沒有把形式感追求到極致，而是表現得非常生活化。

　　陳力認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出現了一件事情，或者出現了一個人物，一定有它的文化背景。每拍一部電影，她總喜歡找人文的東西來反反復復地琢磨。比如武安落子非常生活化，具有深厚的民間基礎。這些人為什么這么善良，在那種極端嚴酷的條件下還能那么理解黨，因為當地的文化底蘊很深。抗日戰爭時期，武安、涉縣一帶為八路軍根據地。許多落子演員參軍參戰，當地平調落子班社也多屬民主政權領導，常隨軍演出。《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也用回憶的方式表現了這一歷史細節。

　　電影里還側面表現了伯延在近代歷程中一段值得驕傲的教育史佳話。陳力在文獻資料里看到，周總理在伯延的四天四夜，曾經去了伯延文化名人房錦云家的老宅，并把這個史實巧妙地安排在故事的主線里。伯延小學始于1907年的“尚德小學”，是當時伯延村以房錦云為首的鄉紳們共同出資創辦的，蔡元培還曾親題“育我菁莪”匾額，而總理來到小學校看望老師，對孩子們講起學校歷史的情節，看似閑筆，卻別有深意。因為讓我們感覺到，周總理來到這里拯救的不只是生命，還包括了文化血脈。這和村民們在困難時期的表現也有著必然聯系，因為這個地方的老百姓雖然身居僻壤，卻都知書達理，能顧全大局。

　　這是陳力第三部直接在銀幕刻畫國家領導人形象的影片，在此之前她執導的《誰主沉浮》和《湘江北去》也令人印象深刻。在拍重大歷史題材影片前，陳力總要下功夫做足“功課”。陳力擅長把重大題材還原到生活常態。毛澤東在北大當旁聽生的時候“低三下四”地在圖書館里邊蹲地、擦玻璃，來討好陳獨秀和李大釗。這些設計在這類題材中顯得有點驚世駭俗。陳力的作品很少使用特技，但卻不乏奇觀，因為它給觀眾一種陌生體驗，也能產生奇觀效應，同時她始終還保持著尊重歷史的原則。在《湘江北去》里，年輕的毛澤東一聲令下，大家一躍跳上大通鋪，他們在炕上躺著翻身，“翻身要一起翻身”，有人喊著“翻身”的口號。這個小小的細節也是有出處的，是她從一些回憶錄里找到的。

　　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是在億萬中國人心目中，周總理的形象是統一的，陳力要求自己必須使這個周總理既符合觀眾心里那個不容動搖的標準，又能出新意。戲里的很多橋段顯現出生活的味道，一看就能判斷出是憑空杜撰不出來的，就因為它們都源自生活和歷史的真。總理和鄧大姐在屋子里頭關于老花鏡的談話，帶有調侃味，既生動又樸實無華，這只在老夫老妻之間才會有。像這種對白，看似和主題沒什么關系，但是它服務于主題，使主題顯現出真實質感，這段也是有依據的，只不過關于老花鏡的故事不是發生在這里，而是陳力從總理的生平小故事里挪用過來的。

　　真 意

　　多年來，陳力也有機會拍商業片，但是她始終認為自己有責任去探索電影內涵的主流價值。就像她自己說的：“希望通過作品，能夠讓老百姓感覺到國家是有希望的。”

　　《周恩來的四個晝夜》的拍攝對于偏遠而寧靜的伯延鎮來說是一件文化盛事，而每個參與拍攝的當地人，都懷著感恩、激動的心情參與拍攝活動。陳力提到，關于周總理的題材也久違了，盡管故事本身不大，但是至少表達了她的一份心意。她深知這部作品在如今的電影市場里可能遭到冷遇，很多觀眾可能沒機會看到。但是至少有一點，她覺得是欣慰的：做到了給伯延鎮老百姓的精神上帶來一種支撐，使他們覺得活得更有意思，她覺得這也是收獲。很多已經看過此片的專家都發出類似的感慨和憂慮：這部影片樸實無華、感情真摯、故事精彩、表演到位、音畫語言成熟，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如此優秀的作品倘若沒有得到有效的宣傳而在市場受阻，如果沒有讓更多的觀眾看到，那就太可惜了。

　　在拍攝期間，還發生過一件小插曲。有一天劇組準備的飯不夠了，準備的飯是包子，那天群眾演員有四五百，每人一份大包子，買的包子超過了計劃數，但還是不夠，發完了，還有一半人沒吃。因為有的飯被群眾演員拿回家了。陳力批評劇務說：“還是你們沒做到位，他來當演員了，他家里還有孩子上學，還有下地干農活的，他當然要把包子拿回家了，他不拿回家，家里人怎么吃飯？鄉親們如果只是為了包子也不會來。你們考慮得不周到，要多多地準備，然后隨便他們拿，因為老區人民是不會浪費的。”老鄉聽到這件事特別感動，說“當年總理也是這樣對我們的”。后來有很多當地的老百姓都沒有吃飯，堅持演出。影片是9月初開機的，天氣越來越冷，可是劇情要求總理是5月份來的，大家不能穿得特別厚。伯延經常要下雨，地特別濕。要求演員全都要穿布鞋，布鞋直接放在地上會濕，穿上特別冷，這些老百姓一點怨言都沒有。她要求專業演員們也要穿布鞋，即便有些鏡頭拍不到地面，也不能穿棉鞋，老鄉是怎么穿的，演員也得怎么穿。可見，陳力的求真不是表面化的，而是由內而外的。以致于她的拍攝經歷本身更像是一種修行和傳道。陳力覺得，與其說她為伯延做了一部電影，還不如說伯延人民幫助她完成了電影，她覺得自己從那些可愛的人們身上得到的更多。

　　從拍攝主旋律電影一步步走來，陳力的目標越來越清晰，她認為現今的中國人需要核心價值觀，而用電影去表現和傳播，則創作者自己首先要真誠，并且不為名利所誘。陳言務去、執凡求真，是陳力主旋律電影的自覺追求；在她看來，真實才是主旋律電影最美的筆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