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路》：新的精神發現與藝術提煉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每當重大歷史轉折關頭都要面臨走什么道路的選擇。道路的探尋關乎全局，關乎民族和國家的命運。鴉片戰爭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為尋找民族復興的具體道路前仆后繼，歷經曲折。中國共產黨人終于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揭開了真正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嶄新篇章，道路探尋中收獲的寶貴經驗至今仍是激勵我們的巨大精神力量。
長篇電視連續劇《尋路》就是這尋路之旅和尋路精神的最新審美呈現。30年來，對于從秋收起義到中央蘇區反圍剿的尋路歷程，雖已有多部重大題材影視劇作出過各有側重的藝術再現，但這次《尋路》的播出還是給人以強烈的新鮮感和精神震撼。原因在哪里？或者說，《尋路》在相近題材創作中的最大突破是什么？我以為，根本原因是該劇創作者自覺站在當代思維的高度，對尋路之旅作出了新的精神發現與藝術概括，有力地激發了歷史經驗與時代需求的共鳴。
不是一般地再現大革命失敗后的尋路歷程，而是緊緊抓住能否突破“國際共運”已有的具體革命經驗這個爭論的焦點，以一種更宏大的歷史尺度去重新審視、發現“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探尋的艱難和意義，從哲學層面上打通了歷史與現實的內在精神聯系。
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人民當家的國家政權，這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基本原理，也是各國共產黨人共同的革命目標。但為實現這一目標，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走的都是中心城市暴動之路，國際共運史上只有這一種具體經驗。中國共產黨在尋路中應如何對待這種經驗？這是問題的要害所在。
《尋路》的高明就在于它通過真實地再現歷史，集中而又尖銳地揭示：那些從莫斯科和法國回到上海的中共領導人為什么長期抱著中心城市暴動的做法不放？為什么在“八一”起義失敗之后又發動廣州起義，接著又命令朱毛紅軍去打長沙打南昌打武漢，這些都失敗以后，他們自己又要在上海和南京搞暴動？除了他們對中國的實際缺乏深入了解，更深刻的原因是思想方法上的教條主義，把只適用于某些歐洲國家的經驗當成了絕對律令。毛澤東為什么能獨立提出和堅持“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當然與他對中國社會有深入認識并長期從事農民運動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方法論上堅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本本主義。正因為如此，“農村包圍城市”的探尋不僅給中國革命帶來希望，也給國際共運開創了新的經驗，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化。一部《尋路》生動地告訴觀眾：“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探尋實際上是中國革命歷史上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的要義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按客觀規律辦事。推而言之，不論是搞革命還是搞建設，中國的發展道路只能由中國人自己在中國的實踐中去探尋和創造。外國的經驗再好，也只能借鑒而不能照搬。不管是誰，背離了這一條，就要走彎路，就要吃苦頭。
在堅定地認為中國革命之路的探尋是世界歷史的偉大創舉的基礎上，該片沒有回避一些領袖人物在尋路中的缺點和錯誤、重要領袖人物之間的分歧和碰撞，反而通過對這些缺點和錯誤、矛盾和沖突的真實而又智慧的描寫，對尋路之旅即中國共產黨人成長之旅的內涵和領袖人物人格魅力的形成都作出了新的發現。
比如，第一次用平行蒙太奇的敘事，再現同樣英勇的中心城市暴動的一次又一次失敗和以農村為根據地斗爭的節節勝利，在對比中揭示出“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強大生命力。特別是接近結尾處的對比，一方面是中央蘇區三次反圍剿的巨大勝利，另一方面是指揮攻打大城市的黨中央機關在上海再也無法立足，要分批撤到中央蘇區的農村根據地來，更有力地反襯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是最好的學習。又如毛澤東與朱德、陳毅在建軍思想上的分歧和他在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落選、蘇區中央局對毛澤東的錯誤批判尤其是在寧都會議上撤掉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這一直是重大題材創作中的難點，許多作品常常是繞道走或用畫外音一帶而過。《尋路》卻迎難而上，由于把握住了共同革命目標下的認識分歧這個沖突本質，它直面矛盾的形象描寫不僅揭秘了歷史，而且把難點變成了深化主題和塑造革命領袖形象的亮點，給觀眾呈現了更有新鮮感又更接近歷史本來面貌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藝術形象。
尋路之旅充滿未知與艱險，中國革命道路的探尋除了正確的思想路線還必須以真正的革命信仰的堅守為支撐，前進的路是用先行者的鮮血和生命鋪成的。《尋路》的又一個突出成就，是通過對黨員隊伍尤其是高層領導中革命烈士和叛徒形象的成功刻畫，對堅守革命信仰的重要性及其巨大精神力量作出了新的深度發掘。
在紅軍和農村根據地方面，被具體描寫到的烈士有盧德銘、王爾琢、黃公略、宛希先、王興亞等，叛徒有余灑度、蘇先俊、袁崇全、陳皓、龔楚等；在上海和其他大城市方面，被具體描寫到的烈士有蔡和森、羅亦農、惲代英、趙世炎、彭湃、楊殷、張太雷、郭亮、陳延年、陳喬年、周文雍和陳鐵軍等，叛徒有何家興、賀稚華、白鑫、唐虞、尤崇新、張克云、顧順章、向忠發等。在重大歷史題材影視劇創作中，第一次有一部作品集中寫了黨員隊伍包括高層領導中這么多的人物，而且寫得如此真實又令人震撼。因為把獻身人民解放的革命目標視作最高榮耀，周文雍和陳鐵軍毅然宣布在敵人的刑場上舉行婚禮，讓敵人的槍聲作自己婚禮的禮炮！因為視革命信仰的堅守、革命道路的尋找高過自己的生命，蔡和森被敵人用5個大鐵釘釘在墻上時還大聲怒斥叛徒，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相反，因為追求腐朽生活方式，革命信仰喪失，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前就已給蔣介石寫好了效忠信，叛變后成了捕殺共產黨人的惡魔。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后，敵人尚未用刑，他就立即出賣黨的機密以求饒，并領人去抓捕曾多次保護過他的周恩來。堅守革命信仰，雖死猶生；當了叛徒，雖生猶死。劇中這一幕幕歷史的真實再現，這一次次崇高與卑鄙的強烈對比，在藝術感染力上產生了一種穿越時空的疊加效應，讓觀眾不僅重新審視革命信仰的崇高意味，而且會自然聯想到今天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對于建設小康社會、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是何等的重要。
與思想內容上的這些新發掘相呼應，該片二度創作中起用有潛質的青年演員飾演毛澤東和其他領袖形象，加快臺詞、動作和整個敘事節奏，也都給史詩品格的追求帶來了新的氣象。局部的遺憾還是有的，次要演員的形象、表演與角色要求尚有差距，某些情節的戲劇化程度還不夠高。當然，這也給今后進一步修改留下了空間。
（編輯：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