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敏：自我修復式寫作
在魯敏這里，小說不是現實，而是現實的補償和倒影。
2005年之前，魯敏在郵局工作長達15年。郵局之于她是固定，是滯留，是大枝大葉的刪除和不容分說的塑造，她由此變得“世故而冷靜”。不過，正是由于生活中過分的世故和冷靜，她才會“非常不世故、非常不冷靜地愛上了寫小說，并決心一去不返”——在魯敏這里，小說不是現實，而是現實的補償和倒影，她在倒影一樣的世界中，尋找到了現實的出口。
魯敏生命中更為根本的缺失，還是16歲那年父親的去世。這個遙遠、陌生、冷淡，因為“生活腐化”被勞教過兩次，令她和母親在鄉人們面前抬不起頭來的父親，其實早就死了，死亡，只是把死這一事實落到了實處而已。可是，死亡又把父親一直不在的事實描黑了，加粗了，大聲地喊出來了，以至于她不得不時時直面并試圖填充這一大塊根本不可能填滿的空洞，她更必須在不斷填充的過程中一次次地重新確認自己以及自己與世界的關聯。就這樣，奇跡發生了——父親在她的精衛填海般無望的想象性填充中復活了。父親的復活不是如禾苗一樣單向度地拔節生長，而是蔓延、叢生出了一束極復雜、多變的“父親”系列來。在“父親”系列里，父親可以是優雅的、多才多藝的，就像《六人晚餐》中曉白追憶：“爸爸的俄語說得跟外國人一樣。爸爸穿米色風衣。爸爸每天晚上擦他的皮鞋。”父親也可以是憂郁的、沉默的、暴戾的，就像《墻上的父親》中那個兜里揣著兩張藍色電影票票根，在深夜的幽暗街頭被車撞死的父親。父親更可以是濃烈、多情到瘋狂的，就像《白圍脖》中那個在日記本中用鋪排的文筆傾訴不可能的癡情的父親。如此反反復復地揣想著早已不在甚至從來就沒有在過的父親，父親好像近了，明晰了，卻又真的遠了，模糊了，繁復到不必要的程度的鏡像最終只能交疊、折射出一個徹頭徹尾的空無，哦，父親不會在的，“我們生下來就已失怙。我們的字典里就從來沒有父親，父親是一輩子的生字”。
這樣一來，魯敏需要一幅幅波光瀲滟的倒影，來讓她宣泄、撫慰和自我修復。關于這一點，她有過明確宣示：“我對整個人生的大基調是消極和悲觀的，但寫作可以從積極的作為上去抵抗、訴說和消解。”作為自我修復的寫作是向善的，是明媚的、細膩的，是體貼的、哀矜的，當然更是和解的，就像吹面不寒楊柳風一樣和煦，卻又有力到能夠化解所有沖撞與荒寒。于是，在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的《伴宴》的結尾，宋琛用一種類似于“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思路化解了“伴宴”的羞恥，從而贏獲了“真”的平靜：“正所謂近者自近，遠者自遠……”在《六人晚餐》的結尾，剛剛失去丁成功的曉藍認識到，“命運本就是無解的困境，生有局限，胎記丑陋”，但這一切并不可憎，反而是生命奇絕、驍勇和充滿活力的所在，由此，她有了領悟：“要學習愛，要創造愛，這是不可違抗的責任……”在《此情無法投遞》的結尾，中間橫著一條人命的人們相擁在一起，他們向天上看去，“看，他在天上看著我們”。在《白圍脖》的結尾，憶寧好像回到了擺放著父親的太平間，13年前的淚水終于如暴雨般驟至：“爸爸，我想你。”
魯敏的和解愿望如此強大，以至于她需要以一個“東壩”系列來承載，來展示。“東壩”即如《燕子箋》里的一根細細草莖，外面黃得焦枯，芯子卻是泛綠的，放嘴里一嚼，“閉了眼小心地品，略有些澀澀的草根香”。其實，“東壩”不是沒有最絕望的等待，《紙醉》中的開音不就是另一個更無助的翠翠？也不是沒有愛的癡絕與恨的怨毒，《風月剪》里宋師傅與英姿無聲的纏繞又何嘗比慶生與玉卿嫂不得不以死來成全的愛恨來得明朗？不過，魯敏沒有也拒絕沈從文和白先勇的狠勁和決心，她一定要讓創痛處于半明半昧、半遮半掩之間，她還要用20年的時光來冷卻那一段陰郁的往事，于是，往事成了掛在脖子上的一塊玉，涼而潤——沒辦法，誰讓這是她的“東壩”，她的溫柔鄉呢？
作為自我修復的寫作，重要的不是真實，而是修復的功效。真實甚至必須嚴加提防，因為修復就是對于傷口的包裹和遺忘，這就難怪《墻上的父親》中王薔對于精神分析會有一種歇斯底里的仇恨：“去他媽的精神分析……我們姐妹倆的往事、我們的悲歡、我們的靈魂，從來就不是能夠復述的能夠分析的！”放逐分析，把自己以及世界的真相沉入暗影，讓自己在暗影的暖、悶、沉中獲得微醺的快感，這樣的寫作是溫暖的，卻也是小的。走出“我”，看看他和他們吧，因為小說是抒發也是觀察，揭開傷口，說出真相吧，因為說出真相才是修復的真正前提。
（編輯：單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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