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文學”語境中的“70后”文學價值觀憂思
◎ “網絡作家”中所謂“大神”級的人物，強烈地構成著這屆會議的主要信息，乃至于方向。這個方向由兩個方面的因素合力促成，一是他們的所謂文學賺了大錢，二是他們的所謂“寫作機制”，成為了整個會議私下里交流的經驗。
◎ 就這屆青創會主體70后、80后的個體素質、精神表征來看，他們似乎無所不知、無所不涉獵，也相當愿意分享自己的現實認知。可是，回味再三，到底缺一樣根本的東西。
有幸第二次忝列“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之一員，認真完成了會議各項任務，積極參與了會議要求的工作，在瞬間的失重感中，SC1196次航班的機翼已經把北京略帶霧霾但絕對晴朗的天空甩在了后面。
這次會期雖僅為2天，但與2007年為期6天的會議信息相比，就人文理念、文學價值觀，以及未來文學寫作基本走向來說，對我個人的沖擊之大，實在可以用“震驚”來形容。有必要進行一些探討，權且作為“備忘”。
一、本屆青創會的突出特征
第一，參會青年作家、批評家平均年齡只有35.5歲，絕對年輕化使人浮想聯翩。在這個年齡構成中，毫無含糊，充當主角的是上屆會議中還飽受質疑和爭議的70后、80后。把對他們的質疑與爭議轉為認同與經驗，無疑體現了意識形態的寬容；也表明這兩批作家、批評家在短短6年時間中，也確實進步了、顯示了他們不被忽視的重要文學價值觀念。當然，絕對性的年輕化比例，本來已經說明今日文壇的主力軍無疑就是他們。
第二，“網絡作家”人數雖不多，但他們中的所謂“大神”級的人物，非但顯赫地突出于整個青創會氛圍，而且強烈地構成著這屆會議的主要信息，乃至于方向。這個方向由兩個方面的因素合力促成，一是他們的所謂文學賺了大錢，二是他們的所謂“寫作機制”，成為了整個會議私下里交流的經驗。什么機制呢？主要是與“粉絲”的互動性和文學敘述的開放性，二者成為反思傳統紙介文學“失語”、“無效”的重要經驗。按照“粉絲”要求安排場面，遵照“粉絲”志趣分配情節比例，順著“粉絲”意思擺布人物命運，以及貼著“粉絲”心態取舍情愛關系網，再加之連綿不斷的產業鏈的經營保障——炒作成紙本讀物、編排成影視長卷、制作成動漫和打造成游戲軟件。這些都大異于傳統文學。
第三，這屆青創會特意安排了江蘇與廣東關于青年文學創作工作的經驗匯報，是罕見的“抗衡”之聲，平衡并提振了嚴肅文學的士氣，這是上屆青創會所沒有的一種實質性力量。這兩個省的做法實際上就是如何確保并培植精神文化的措施，把對精神文化的涵養與發掘，提到一個物質的層面，并突破性地建立社會價值機制來保障，其中最大的亮點是，超越了“堅守”、“寂寞”、“清貧”、“淡定”、“擔當”等等一系列好聽但毫無用處的大詞的空洞實質，具體而微地實現了在消費主義內部、在“大神”已經產業化的語境中，遵循了精神生產或價值建構的“慢”的規律，從而使我們感覺到了文學的精神性、問題意識和批判性得以有尊嚴地持續的可能。
二、為何對作家個體的主要訴求感到“震驚”？
“大神”除外，其他70后和80后的主要創作理念和價值取向，無疑來自書面發言與自由討論。前面雖多有涉及，但這里還是有必要進行一番較完整概括：
首先，他們很重視小人物處境，關注小人物的人性問題，這是值得進行深化的敘事追求。然而，我憂思的是，對小人物處境、人性狀況的關注，談來談去還是起始于人物內心，又止于內心，并且，這種理解也還僅僅是寫法上的技巧。也就是說，他們關注的人物可能是當下某個語境的，但所處理人物的人性態度、命運問題，卻來自于經典文本的細節、情節。如此，他們鏈接了人的“恒定性”，但放過了人的當下性，或者具體性。最后敘事所呈現的，實際上是，抽象的人性和失去微觀社會歷史現實、制度秩序支持的同樣空洞的“苦難”和“疼痛”，現實感普遍稀薄。
其次，思想資源上，他們的確與“網絡文學”保持著距離，似乎有意銜接著“五四”啟蒙傳統。然而，細究他們引以為豪壯的所謂“我們這一代”、“新的中國故事”，不過是把異常龐大的小人物群體或社會底層世界，分解分化為某一具體個體的一種敘述本質，且只更多地關注個體自身的道德水平、倫理問題和欲望走向，并且最終把這些有問題的文化現象，歸結為“啟蒙”問題。面對如此寫作經驗和理念表達，同齡批評家的研究處理也基本在同一水平，很難見到對這種狹小視野質疑的批評文字。
再次，就這屆青創會主體——70后、80后的個體素質、精神表征來看，與我所認識并接觸過的知青一代、60后中的一些優秀作家、批評家相比較，他們似乎無所不知、無所不涉獵，也相當愿意分享自己的現實認知。可是，回味再三，到底缺一樣根本的東西，那就是讀書很多，但不雜，都是文學作品或文學刊物；創作方法仿佛多樣多元，但歸根結底諸多方法都統攝于一個文體——我姑且稱之為文學的“近親繁殖”。寫什么，就讀什么；崇拜誰，就讀誰的作品；在什么地方生活，就寫什么地方的文化特色；什么流派更容易獲大獎，就追慕什么流派。這樣一來，知識分子便蛻變成了一般的讀書人，一般的讀書人則變異成了匠人或投機分子。
參會者平均年齡只有35.5歲，支撐把這屆青創會青年作家鎖定在40歲以內的一個文學史成功案例是，魯迅37歲已有了《狂人日記》；郭沫若才28歲便鑄成了杰作《女神》；巴金27歲有了《家》；老舍38歲發表了《駱駝祥子》；曹禺則更小，《雷雨》成于23歲的青春年華。“五四”一代作家，成長于封建社會與現代社會交替的時代風云之間，其實不止是文學方面的驚人收獲，他們的一個共同點是“通才”的多重身份。精通外語、縱論國事、考古發明、訂正國故、引領潮流，而文學寫作能力僅僅是他們大多數人的一個“業余”，如魯迅所有不同階段的寫作，也僅為研究一個“問題”：國民性。魯迅先生的思想遺產無疑是個個案，無法效仿；但他的話語方式，以及由此開啟的思想方向、敘述視野和問題意識、本土經驗資源、方法論，難道不是今天青年作家的“新傳統”嗎？
但是，很不能令人興奮的一個現場感覺是，今天平均年齡在35.5歲的青年作家、批評家，我卻沒能在他們準備多日寫就的發言稿中聽出、讀出“五四”同齡人的氣象來。即便進一步挖掘他們文稿中的微言大義，也只不過是關于如何“日常”、如何“幸福”，怎么能“消費”得更快和快速地獲得“快樂”等等較一般的敘述形象。至于現在我們所遭遇的真正的文化危機、身份危機，以及超越于一般個體道德倫理平均水平的想象，則更是寥寥。
我所感知到的“沖突”，如果具有普遍性，那么，我寧愿相信來自多方面的觀念碰撞，其實是重新調整思路，以此為契機，進行新一輪真正遠征的起點。積極的沖突，只會讓我們更清楚地看清前方的路。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屆青創會的確給了我太多令人憂思的“震驚”，我作為其中之一分子，這篇“備忘”之用的感言，也首先是我的一次自我審視。
（編輯：曉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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