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依群：搭建藝術家維權的新平臺
編者按：5月28日，2014年全國文聯維權工作會議在北京中國文藝家之家召開，全面總結了近年來全國文聯文藝維權工作，交流了工作經驗，要求提高認識，明確思路，切實落實《中國文聯關于進一步加強文藝維權工作的意見》，扎實有效地推動文藝維權工作在新的起點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績。中國攝協、上海市文聯、四川省文聯、江蘇省文聯、北京視協在會上作了交流發言。
2001年1月上海文聯設立“權益處”，搭建了為藝術家維權的一個新的平臺。之后，根據工作實踐要求我們先后又建立了“上海市文學藝術著作權協會”、“上海市文學藝術家權益維護中心”、“上海文藝知識產權司法鑒定中心”等，藝術家維權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工作格局和體系。十多年來，我們每年平均受理咨詢、投訴近六、七十人次，接受調解二十起左右，累計下來約為藝術家追回著作權使用報酬數百萬元。
回顧上海文聯的維權工作十余年工作實踐，我們感到，文聯為藝術家維權工作還面臨不少困難，有許多工作要做，有一些問題需要認真研究探索，這里有提高認識的問題，有文藝維權的特點、重點探索問題，還有維權機制完善等方面問題。中國文聯權保部召開這次會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交流研究的平臺。下面，我想結合上海文聯維權工作實踐作些思考，希望對大家有所裨益。
一、加強文藝維權必要性的認識
一方面，從維權工作的一般意義來說，文聯要開展維權是因為藝術家有維權的需求，維權是服務藝術家的重要手段之一。改革開放之后，個人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侵犯著作權人權利的情況開始大量出現。在本世紀初，我們上海文聯就經常聽到藝術家在不同場合反映因為著作權權屬、稿酬等問題與演藝單位、出版單位、同行之間發生糾紛。我們文聯作為黨和政府聯系文藝家的橋梁和紐帶，如果沒有相應的部門、職能為其維權，功能上有所缺失，影響了文聯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從文藝維權的特殊性來看，我們認為文聯之所以要設立專門的維權機構開展維權工作，是因為藝術家自身難以維權，社會機構維權效果又不佳。藝術家難維權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古文人恥于問利。他們覺得糾結于這些問題有礙情面，不愿意維權。二是藝術家沒有時間、精力來處理。三是憑一己之力無法解決。有些維權意識比較強的藝術家在遇到權益受到侵害的情況下會選擇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但有的當事人并不滿足其訴求甚至不理不睬。在這種情況下，侵權越來越泛濫，藝術家的尊嚴得不到體現，經濟利益得不到保障，創作的積極性受到極大挫傷。文藝維權有個比較突出的特點，侵權者與文藝家同屬于一個生態系統，甚至同一行當，過激的維權行為將導致兩敗俱傷。以侵害文藝家的著作權為例，侵權方大多數是出版社、演藝單位、廣播電視臺或者是同一個協會中的其他會員，這些涉案當事人從體系上來說都是宣傳文化系統的，低頭不見抬頭見；從生態體系來說，文藝家是負責創作的，是源頭，但演出單位等是組織方，具有資金、管理優勢，負責文藝作品的轉化，廣播電視臺等則是傳播方，這幾個方面形成一個生態鏈，互相依存。通過社會上其他的維權途徑，比如借助行政力量的查處，在律師事務所幫助下進行訴訟等，往往成本高，而且一場官司下來今后合作的路可能也就斷了，維權效果不佳。文聯作為人民團體，一級組織，具有一定的權威性，能根據文藝維權的特點，使很多問題得到比較妥善的解決，彌補了社會維權力量的不足，維護了藝術家的權益。
二、把握文聯維權工作的重點
在工作中，我們把握這么幾個原則：
重點做好知名藝術家的個案維權服務。十余年來接受過我們維權服務的藝術家有地位高、名氣大的，如謝晉、俞振飛、孫道臨、原上海文聯、中國影協、上海影協主席吳貽弓、上海譯協主席草嬰等。但大量的是長期從事文藝工作但默默無聞的文藝工作者。對于每一個來求助于我們的藝術家，我們一定是一視同仁，認認真真作好服務，但對于知名的藝術家，我們尤其多花時間、精力和心思，這主要是指在具體維權工作之外的宣傳上，如能以知名藝術家的權益糾紛為契機，取得一些實質性的維權成果，侵權行為起到威懾，另一方面有利于樹立文聯維權部門的形象。比如謝晉的名譽權案件，我們就不斷和上影集團在媒體上發表譴責聲明，協調專業律師為其提供法律服務，也和市委宣傳部、法院等有關部門積極溝通，力爭得到支持，以維護謝晉的權益。經過近2年的艱難維權，2011年該案終審，判定該書作者及出版社侵害俞振飛名譽權，維護了故者的名譽。該事件經《中國藝術報》報道后，在文藝界取得了較大的反響，擴大了文藝維權的權威和影響。這種利用名人效應的做法，對于剛從事維權工作的部門打開工作局面應該說是非常有效的。
注重維權規范性建設。我們根據文藝維權的特點，逐步形成了“疏導調解為先，堅持互利共贏”的服務理念，并確立了一個制度，兩項原則。一個制度就是我們制定《上海市文聯維權工作咨詢接待及投訴受理制度》，規定了維權的指導思想、工作依據、受理對象、工作原則、工作程序等。兩個原則：一是嚴格遵循“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接到投訴后多聽取多方意見，不妄下結論，疏導為先，避免矛盾激化和浪費社會成本，力爭調解息訴止爭，甚至互利共贏，為雙方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夠繼續健康、順利合作打下基礎。二是堅持公益性為主的原則。作為一項為會員服務的內容與手段，我們堅持文聯維權的公益性，在維權部門進行溝通、調解階段，不收取任何費用，甚至還與版權局、律師實務所等合作在版權登記、維權咨詢、訴訟中等到一定減免。
強化事前宣傳、培訓，力爭防范于未然。上海文聯1萬多個會員，遇到被侵權并且來求助于文聯的畢竟還是少數，維權部門如果只是坐等藝術家來投訴也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一則事后維權效果總不會很理想，二則如此一來維權部門便只為少數人服務。所以，我們在應對處理好每個個案的同時，逐漸將工作重心前移，加強普及性的維權宣傳和培訓，經常邀請專家、律師、法官來開設講座或座談，編撰了《文藝知識產權實用手冊》、《文藝作品知識產權訴訟案例辨析》等普及刊物，進行維權知識普及。這項工作還是比較有成效的，從維權工作的覆蓋面上說，多數會員都參加過我們的培訓和講座，而且我們建立了維權網站、編印維權內刊，使每個藝術家都能獲得我們的維權資訊，擴大了維權工作的受益面。
三、努力探索文藝維權的機制
十多年的維權工作，我們感到幾個工作人員要服務好如此龐大的會員隊伍，還要協調溝通社會各方，才可持續。我們認為要加強幾個方面的合作：
一是與協會的合作。在個案維權中，我們感到，有些權益問題并不是法律政策的執行、落實不足或者個別人惡意為之，而是相關的行業生態環境形成的，是法律規范不完善而導致的普遍性問題。而且每個協會的特征都不一樣，訴求也不盡相同，維權重點與難點也不一樣。比如展示類的書法美術侵權問題比較多的是制假、售假，市場不規范的問題；文字作品主要是稿酬、盜版等問題；舞臺表演類的藝術家主要是表演者權的問題；雜技演員主要是基本的勞動保障問題，民間文藝又和非遺保護等聯系。因此，我們需要加強與協會的合作，研究各協會權益的重點與難點問題。近兩年，我們開始這方面的嘗試，如和上海雜協開展兩次專項維權，一個是針對雜技演員的“雜技安全教育與保障措施研修班”主要探討的是他們的勞動安全、社會保障、工傷、養老等問題，一個是針對魔術行業維權，開展“魔術的職業保障與維權措施”主要是針對魔術界的魔術揭秘、不正當競爭等，并制定《上海魔術師職業道德公約》。比如我們曾針對上海市翻譯家協會年齡老化，新生力量不足的問題，開展過專題研究，形成了近2萬字的“人文翻譯事業生態環境及扶持對策研究”調研報告，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中國藝術報》幾乎全文刊載，引起了翻譯界的強烈反響。近期，全國人大剛批準加入了《視聽表演北京條約》，因此6月份上海文聯維權部門準備聯合與視聽表演有關的幾個協會如藝聯、視協、影協、曲協、劇協等共同開展有關如何與該條約銜接以保護表演者權益的研討會。我覺得類似這樣的針對性強，有選擇的解決不同協會中的重點、難點問題，應該是今后維權工作的方向，而且也能充分發揮我們行業管理的特點，更能切中要害，解決根本性問題。
二是與社會力量的合作。文聯維權沒有行政資源依托，沒有行政強制力，也不像司法判決有執行力，而且與其他人民團體相比，文聯在維權工作上，缺乏統一的法律支撐。工會維權有《工會法》作為總指導，婦聯維權有《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作支撐，文聯維權沒有直接的法律依托，也沒有法律的強制依據。因此，文聯的維權工作不能孤軍奮戰，需要依托版權局、知識產權局等行政部門，需要取得法院的支持，需要與有關科研單位等開展合作調研，共同推進維權機制建設。上海市文聯在近年來參與了上海市版權工作“十二五”規劃制定，與版權局舉辦了立法、修法等方面的研討，并在版權糾紛調解上建立了合作機制，互聘為調解專家庫成員。我們參與上海市中高級法院的 “信息網絡傳播權司法保護座談會”等有關十多項促進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建設的活動。尤其是立法方面，我們更加積極主動地介入。在這次《著作權法》第3次修改中，我們不僅數次組織知名藝術家、文藝單位代表召開立法修改建議調研會，還積極參加市版權局、市政府法制辦、華東政法大學開展的立法征求意見會議、專家論證會等，直接將立法建議反饋國家版權局等職能部門，力爭在著作權立法的利益格局中為文藝著作權保護搶得先機。由于積極參與社會機制建設，文聯維權工作的社會作用和影響也越來越得到社會各方的重視與認可，有關部門在涉及文藝知識產權方面的有關事宜都會邀請我們共同參與。
三是和兄弟單位的合作。在維權中，經常出現跨區域維權的事件，涉及的主體不在上海區域，這樣溝通、協商的成本很高，對方對我們的要求也經常不予理睬。近期，我們還在為作曲家高鳴因為著名越劇《紅樓夢》曲的版權問題專程赴杭州與杭州某越劇院進行協商。近年來，在中國文聯的大力推動下，全國文聯有關維權部門紛紛成立，應該說這為維權方面的資源共享、互助互利提供了有力條件。今天中國文聯權保部剛剛頒發了《中國文聯關于進一步推進文藝維權工作的若干意見》，這為我們文藝維權工作指明了方向，確立了維權工作的總體要求、原則，必將有力推動文藝維權工作。我們希望能在中國文聯領導下，兄弟單位間加強維權合作，加強聯動，形成合力，并逐漸擴大規模，最終形成維權工作的“一盤棋”。
（編輯：孫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