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井文慧眼識黃胄——從巨制《幸福一代》談起
黃胄
丁井文
幸福一代 黃胄 144cm×298c
按照預約，黃胄長子梁穗趕到中國大酒店。在大堂一角，筆者將藏家珍藏的黃胄丈二巨幅作品《幸福一代》向他展示。梁穗悉心觀覽后連連點頭，說：“這幅畫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創作的，1973年補的款，又蓋了章。”應藏家懇求，梁穗在作品右下角作如下題跋：“此乃家父舊稿，后補款。梁穗識。”梁穗曾主編過在上海出版的《黃胄畫驢》畫集，對其父畫風及藝術歷程研究甚深，還深諳陶瓷鑒定藝術。據藏家稱，這幅作品系多年前從丁井文家購得。
在出版物中，有關黃胄和丁井文的軼事甚多。有畫壇耆宿，亦有名字生疏的知情者。關于丁井文則有如下記載：孫奇峰教授在丁井文90大壽時，曾揮毫寫下“畫壇伯樂”墨跡。作家朱晴撰寫的傳記《畫壇伯樂——丁井文》，不僅黃永玉作序，黃苗子題簽，內文還附有丁井文和毛澤東、王震、喬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與吳作人、啟功等大家的合影。丁井文外甥女小琴曾撰文稱，舅父去世時，周韶華從威海寄來的挽聯上寫道：“蠟燭燃盡照亮他人，人格精神光芒四射。”阿里雷公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的文章說：“‘文革’中，由于‘三家村村長’鄧拓曾撰文贊賞黃胄的‘新人物，新筆墨，新境界。’黃胄自然成了黑路線上的黑畫家，丁井文夫婦也就成了扶植這位‘驢販子’的‘驢前卒’。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丁井文仍斗膽以百元之資，救黃胄于水米無著之中。若干年后，黃胄有次去廣州手術，他將女兒喚到床前，動情地說：‘咱家有今日，你爸爸有今天，全靠你丁伯伯幫的忙啊！’”楊先讓教授曾撰寫回憶文章《丁井文與黃胄》，他說：“……回想他的成長過程，如果沒有徐悲鴻，沒有丁井文和鄭學文夫婦后來在北京的扶持與愛護，是不會有今日之黃胄的。”“文革”結束，黃胄與丁井文“青春作伴好還鄉”，逢黃胄重大事項，丁井文勢必給予謀劃和協助。據悉，黃胄多年被病魔纏身，而丁井文夫人鄭學文曾任有關醫療機構負責人，對疾患中的黃胄倍加護理。黃胄早逝，使丁氏夫婦痛惜不已。
得丁井文惠澤的，不單黃胄一人。像盧沉、史國良、王學仲、張秉堯、張立辰、郭怡孮、賈又福，以及鄧小平長女鄧林等等。史國良就不止一次地說：“沒有丁老就沒有我史國良。”也正是基于此，中央美院附中五十周年校慶時，官方特意舉行了丁井文銅像揭幕式。這是繼徐悲鴻之后，中央美院在校園安放的第二尊銅像。
2003年5月4日，丁井文安詳歸真，葬于豐臺蘆井回民公墓。
丁井文(1914.3—2003.5.4)，字勞丁，祖籍山西，河南信陽人，回族。曾任中央美院附中校長，曾兼任文化部國畫創作組（中國國家畫院前身）副組長等職。擅長美術教育、中國畫。幾十年過去了，丁井文為我國的美術領域培養了一批批中堅力量，實現了桃李芬芳遍神州。“小盆栽大樹”的思想，讓丁井文成為了新中國美術教育事業的一位開拓者。
1931年，丁井文畢業于河南藝術師范學校，當過美術教師。1938年，組織抗日游擊隊任連指導員。翌年經李先念介紹，帶數人從信陽徒步走到延安，進入抗大魯藝學習。為配合抗日和大生產運動，他畫過大量宣傳畫、連環畫、勞模和領袖像。1948年，經汪東興推薦，丁井文任中央警衛團內衛連指導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丁井文就率領警衛戰士，守衛在會場之外。后隨黨中央從西柏坡進京接管北平國立藝專，該校旋即更名中央美術學院。丁井文曾任辦公室主任和國畫系主任。1953年創建中央美院附中，丁井文任校長至1983年離休。鑒于他的影響和成就，還曾當選第四屆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文化部國畫創作組常務組長等職。
關于“政治進步”，丁老有自己的理解。在西柏坡時他曾跟汪東興有過約定，進京還繼續搞美術。1951年，黃胄一張小畫《爹去打老蔣》經韋江凡推薦，得徐悲鴻激賞，遂叮囑丁井文設法將其調入。丁井文自此開始了艱難的斡旋，他先跑文化部找周揚，又跑宣傳部找胡喬木，再親自跑軍區政治部、發公函、擬調令……結果驚動蘭州軍區高層，中央美院需要，軍隊更需要，黃胄的北京之夢破滅。幾年后黃胄調入將帥云集的總政軍人俱樂部，并得總政副主任傅鐘賞識。剛來北京人地生疏，丁老為他引薦了許多畫壇名宿，又聯系人民美術出版社為他出版了《黃胄作品選集》，還在中央美院附中為他開辟了畫室，黃胄自然也就成了幾步之遙的丁家常客，梁穗鑒定的《幸福一代》，即是此間所作。沒能將黃胄調入中央美術學院，丁井文甚為遺憾。但中央美院附中畫室的開辟，讓黃胄能據此廣結朋友，創作了不少佳作。后來黃胄常說：“我這一生要是不被丁井文這個伯樂發現，沒準兒還在新疆畫毛驢呢。”關于此事，鄭聞慧亦曾在著作中多次提及。她在一次研討會上曾提到：“……速寫的一個重要特點便是快，黃胄作畫也是非常快的。當年給丁井文先生畫群驢圖時，42頭毛驢2個多小時便躍然紙上。”
鄭聞慧曾在著作《炎黃癡子》中這樣評價丈夫：“……黃胄沒有上過一天美術專門學校，沒有受過一天正規的學院式訓練。”較之解放區和國統區兩支藝術大軍的會師，黃胄資歷實在太淺，既無留洋背景，亦未經歷抗戰或解放戰爭洗禮。因此，其藝術道路一路坎坷。1956年，江豐為黃胄在中央美院小禮堂辦了個展，按照鄭聞慧的話說，是震動。黃胄曾在第六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上獲得金質獎章；作品《同飲一江水》曾作為國禮贈予越南民主共和國；作品《巡邏圖》曾贈送給胡志明。據鄭聞慧披露，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黃胄每張毛驢售價已能達到十至二十元，這在當時屬不小的進項。黃胄進京后，丁井文盡自己最大努力為黃胄提供種種便利。不說“文革”期間黃胄趕著毛驢賣豆腐，即使日后艷陽高照，黃胄同樣難以進入藝術主流。1975年，50歲的黃胄轉業，卻沒能進入美術專業院校或美術創作機構。據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常莎娜回憶，黃胄是經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推薦，在謝鑫鶴部長支持下，來到輕工業部任工藝美術公司顧問的。大家都很奇怪，怎么從事純藝術創作的黃胄會進入工藝美術圈兒？黃胄為了籌建中國畫研究院披肝瀝膽，到頭來也只能在副院長中位列最后。
他的《松鷹圖》《百驢圖》《帕米爾高原》等作品曾先后被幾代國家領導人作為國禮，贈送給鐵托、里根、日本天皇、宮澤喜一等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盡管如此，黃胄生前并沒有贏得應有的學術威望，其生前在美術圈兒，身份有些邊緣化。黃胄博得學術界應有的尊重，名列“十大畫家”之一，是在歲月的沉淀過后。
（編輯：偉偉）